早前中國廣州有一名年輕程式設計師周末在家工作時不適，送院搶救不治。搶救期間以至宣告死亡的8小時後，其電話仍不斷收到工作指令與緊急任務訊息，遺孀認為他是工作過勞死，正申請工傷鑑定。另一邊廂，去年底深圳某廠爆發大規模罷工要求「加班」，只因五天工作，每天8小時的標準工時制的微薄收入根本不足以糊口。一邊有人過勞死，一邊有人聲嘶力竭要求加班，兩個極端都透視著中國勞工環境存在結構問題，勞工長期被壓榨剝削，而隨著經濟轉差，勞工的處境將愈見艱難。

「996」與「007」的迷思

亞洲職場文化慣於合理化長工時是出於責任與忠誠，日本、韓國等地尤其嚴重，至於中國職場更有「996」、「007」之說，前者指每天上午九時工作至晚上九時，一周工作6天；後者指凌晨零時起上班至翌日零時下班，每周工作7天，等於全天候工作，如本文起首提到最近的案例，瘁死的程式設計師日常工作量非常大，晚上仍要見客戶，遇突發情況便要加班到很晚，根據家屬提供的資料，晚上十時後下班是常事，出事那個月最晚到家時間為23時58分。2021年，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一個「996」嚴重違法的案例，指一名快遞公司員工以工時超過法定上限為由，拒絕「996」而被解僱。這名員工之後提請勞動仲裁，獲資方賠償人民幣8000元，官方強調「996」是「嚴重違反法律關於延長工作時間上限的規定」。

中國現行法例有最高工時以及加班補償的規定，但法律與現實往往存在落差。加班文化模糊工作與生活界線，在不少行業，只要收到工作指令便須馬上回覆及執行，等同24小時候命。這些不在工作時間與崗位期間處理的公務，往往不被視為正式工時，其所造成的身體或精神損害亦難以認定為工傷，即使法院公開裁定「996」嚴重違法，但相關判決多屬個案處理，往往發生在勞資關係破裂後，而且賠償金額偏低，既無阻嚇作用，亦無實質改變勞工舉證困難以及被資方秋後算帳的窘境，在缺乏集體談判與主動執法的情況下，對改善中國勞權的實際作用有如杯水車薪。

最低工資不足應付基本生活需要

當大家撻伐長工時如何剝削勞工之際，同一個時空，場景一轉，卻是大批工人罷工要求加班—香港易路達科技有限公司位於深圳寶安區的易力聲科技廠房，於去年12月爆發大規模罷工，約3,000名工人聚集廠外，抗議公司長期實施「一星期5天、每天8小時」的標準工時制。工人指出，公司自10月起全面取消加班後，扣除社保及公積金，實際到手薪金普遍不足2,000元人民幣，低於深圳規定的每月2,520元最低工資標準，難以維持基本生活，工人質疑公司藉「無加班」方式逼迫員工自行離職以規避賠償。上述非個別事件，近年中國製造業大不如前，工廠倒閉、外移的多不勝數，隨之而來的是工人開工不足與拖欠薪金的數量大增。中國的最低工資按不同省市的經濟與生活水平釐訂，根據2026年1月發布的資料，上海第一檔的每月最低工資為人民幣2740元，是全中國最高的；最低的是新彊，第一檔的每月最低工資為2070元，第四檔則只有1750元。其他省市的最低工資普遍落在2000元上下，若扣除五險一金的供款，可支配的薪水就更少了。

在中國，沒有議價能力的勞工怎樣選都會輸。工時被拉長，身體撐不住，出事後卻難以被承認為工傷；工時回到「合法」水平，收入立刻跌穿生存線，只能走上街頭要求加班。矛盾對決，荒謬背景是勞權保障落後的現實—最低工資本身不足以支撐基本生活，所謂「依法工時」只會把生存壓力轉嫁到加班身上；若待命式工作與長期高壓不被納入工時與職業風險評估，過勞造成的傷害便永遠存在灰色地帶。

日本早為過勞死立法 西方多國引入離線權

日本於2014年落實《過勞死等防止對策推進法》，在法律層面明確承認因長時間工作或過重工作負荷，導致心臟病及腦血管疾病死亡，以及因工作壓力引致的精神疾病與自殺，屬於必須由國家正視與防止的「過勞死等」問題；相關個案則可透過勞災補償制度申請工傷認定與補償。另外，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方國家已引入「離線權」，透過立法禁止僱主要求員工在非工作時間回覆電郵、訊息或工作電話，嘗試從制度層面劃清工作與休息的界線。

要推動勞工權益，勞工的聲音至關重要。然而，獨立工會在中國是不被允許的，工運組織者長年被打壓，每當工人遇到剝削與不公，亦只能單打獨鬥，更遑論與資方分庭抗禮，爭取立法保障勞工權益。中國共產黨黨徽是是由鐮刀和錘子組成，自詡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中國憲法第一章第一條列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打著工人名義建立的政權是否應比任何國家都關顧工人的權益，把工人的生命與尊嚴看作治國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