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支聯會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審訊中，法庭近日針對是否接納台灣學者何明修教授作為專家證人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這場法律爭論不僅僅是關於一名學者的證詞能否呈堂，也反映了香港法院在處理涉及政治與政權定義的問題時，如何透過程序與行政手段，有系統地排除異見與香港政府不想承認的學術專業。

當法院與控方聯手將學術研究定義為「偏頗」，甚至質疑公認的社會學常識時，這場審判的本質就不只是追求真相，而是一場對異見者與學術自由的名譽損害。

「所謂何先生」

此次爭議的核心在於鄒幸彤申請傳召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何明修擔任專家證人，以解釋「民主」、「專政」以及「結束一黨專政」等詞彙的學術定義與社會學脈絡。

何明修教授長期致力於社會運動與東亞民主化的研究，其著作如《挑戰者：二十一世紀香港的社會運動》等，早已是研究香港政治變遷的重要學術參考。在法理上，支聯會的綱領是否構成「顛覆」，必須建立在對這些政治術語的精確理解之上。

然而，控方卻以「所謂何先生」來稱呼何明修教授，並指責其報告內容「偏頗」、對國家領導人作出「無理指控」，試圖將嚴謹的學術分析抹黑為惡意的政治攻擊。

為抹黑而抹黑

這種「為了抹黑而抹黑」（discredit for the sake of discrediting）的取向，正是當前香港政府與司法體系的共同特徵。控方的邏輯呈現出一種極端的封閉性：他們主張「結束一黨專政」必然等同於「結束中共領導」，進而推導出任何追求民主化的手段皆屬非法。

在這種邏輯下，法庭不需要社會學家的脈絡分析，也不需要歷史學家的比較研究，甚至連「中國是否存在一黨專政」這種基本事實也被視為無需裁斷、甚至不能討論的禁忌。當司法機關拒絕接納與官方論調相左的專業知識時，它實際上是在對所有試圖提供多元視角的專業人士進行名譽處決，將其學術聲譽踐踏在「政治正確」的紅線之下。

最終，這種對專家證人的排斥揭示了香港法院已逐漸失去其維繫法治的基本功能。法治的基石在於公平競爭的法律程序（adversarial system）以及對事實的客觀認定，但當法官詢問「為何需要專家解釋常識」或質疑國際通用的民主標準不適用於中國時，法庭已演變為一個封閉的演繹系統。在這個系統裡，定義是由政權壟斷的，事實是被預設的，而任何試圖透過學術脈絡來挑戰官方論述的嘗試，都會被貼上「立場偏頗」的標籤。

當法院不再是保護言論與學術自由的堡壘，反而成為行政機關抹黑異見、排除專業意見的工具時，香港昔日引以為傲的法治精神，恐怕已在這一場場針對名譽與真理的圍剿中消逝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