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美賢為何受到中國網民喜愛？現實道德與歷史正義的想像

「英雄父親、優秀女兒」：劉美賢奪冠感動牆內外

今年米蘭冬奧會，美國華裔選手劉美賢（Alysa Liu）奪得花式滑冰金牌後，中國互聯網評論區歡聲雷動。這一現象絕對超越了體育意義，而是關聯極為宏大但又具體的歷史語境：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的道德意義、自我投射、第一代流亡者或移民者如何在異國社會的陌生環境中克服挑戰等。

「英雄父親、優秀女兒」中國網上的高頻評論。劉美賢的父親劉俊曾參與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其後遭到通緝而流亡美國。但流亡並未中斷他的公共關懷。在美國，他歷經生計壓力，用自我奮鬥和努力，成為了一名律師，同時長期參與與推動中國民主化的事務。

劉美賢獲得金牌後，其父劉俊在頒獎現場熱淚盈眶的畫面，以及他過往的事蹟傳遍中國。人人不提「六四」和「1989」，但人人都在討論六四和1989。大家以心照不宣的語言分享著這面金牌的喜悅。在所有的留言中，「劉父當年是英雄，如今仍是英雄」的跟帖、複製、轉發非常之多。這句話很感人，但也很沉重，猶如一根扁擔，一側是歷史，一側是現實。

生活即奮鬥，生存即抵抗。很多人希望六四被忘掉，但六四偏偏就是以各種方式留在中國。這次也不例外。劉美賢的這枚金牌可稱是「上帝的安排」。如所有人看到的那樣，中國的民眾用恭喜劉美賢的方式，致敬1989的一代人。那一代中國人的付出非常慘烈，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因為「六四、1989」而身陷牢獄。網民的反應說明歷史的正義不會隨著時間而褪色，民主自由的理想不會因為參與者和親歷者的去國放逐和年歲漸長而消散。所有人都記得那段日子，如同記得自己的名字。

牆內很多中國網民認為劉美賢的金牌平易近人，背後是一種「道德潔淨」，大家從中看到了自己對生活的希望。所謂「道德潔淨」，是以平凡造就不平凡，讓奧運金牌式的成功可以擺脫舉國體育制度和特權裙帶關係，普通人只需要自由的土壤和刻苦努力就能得到；而自由土壤和刻苦努力，又恰好是今天中國人最為渴望的，與1989年劉俊那一代中國人「反官倒」的理想具有極大共鳴。所以劉美賢的這枚金牌在普通中國人看來是「可望又可及」，被寄託了歷史與現實的雙重敘事。

從網路評論留言看到，很多中國人心知肚明，如果劉父當年留在中國，他會在監獄和監視中掙扎於溫飽三餐，這個奧運冠軍也不會來到這個世界。對普通人來說，移民是辛苦的。因為即便故土不自由，但原有的環境也還都具有一種生存和心理意義上的「安全性」。它源自語言、習慣、對環境的熟悉和基礎謀生手段的便捷。去國則意味著要放棄這一切。榜樣的力量無窮，這枚冬奧金牌對已經「潤」、正在「潤」或考慮「潤」的中國人來說，是一次巨大的激勵，很多人從中看到了生活下去、奮鬥下去的希望。

「兼職中國人」的「四個代表」：谷愛凌的道德瑕疵

與劉美賢及其父親象徵的道德潔淨不同，同樣身為美國華裔出戰冬奧會的谷愛凌，在中國輿論場中的形象卻日漸負面。

 2022年北京冬奧時，她是民族主義的成功樣本：海外華人、年輕貌美、名校學歷、精英上流、為祖國出征。她也曾掀起一陣旋風，獲得商品代言和帶動部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但就在那一年的白雪中，經濟低迷與強制封控帶來烏魯木齊大火的悲劇，中國爆發了以年輕學生為主要參與者的白紙革命。那之後，很多中國青年人與一向回避敏感議題的谷愛凌保持著道義上的距離。

在不少普通中國民眾眼中，谷愛凌的成功人設是精心包裝的產物，是權力與資本的遊戲。她的成功是其中國出生的母親以跨國資本、中美政商關係、人脈資源打造的。若失去了這些，不承認雙重國籍的中國根本不可能讓谷愛凌成為中國國家隊一分子。對中國官方來說，谷愛凌作為美國華裔精英的外在形象，很適合擔任「說好中國故事」的角色，所以她從中國納稅人那裡得到豐厚的報酬，變成愛國話語的一環。她的金牌在一般中國人看來，絕非劉美賢那枚平易近人，而是高高在上和遙不可及。普通中國人面對谷愛凌的成功，永遠只能是看客和觀眾。這與劉美賢奪冠激發了大眾的信心，簡直在生活美學和道德氣質上是南轅北轍。

劉美賢今次冬奧奪冠後，中國網民的一則留言引起廣泛共鳴：與「兼職的中國人」相比，我們更喜歡「全職的美國人」。谷愛凌曾說，自己在美國就是美國人，在中國就是中國人。但她「四年一次」擔任「兼職中國人」的投機做法，還領取本屬中國納稅人巨額的兼職酬勞，令普通中國人無法接受。這和很多中國官員們人格分裂、精神分離地告誡人民要愛國反美，但自己家人卻沐浴著美國海岸陽光的做法並無分別。中國人日漸厭惡這種為慷人民之慨、為權貴包裝愛國人設的「愛國主義」。

谷愛凌和她的母親並沒有濃厚的中國心。若真要論「中國心」，這對母女遠遠不如一直投身中國人權民主事業的劉俊。最吊詭和諷刺的是，美國不排斥雙重國籍，恰恰是中國在法律上不承認雙重國籍。所以，谷愛凌逃不過中國網民對其「雙重國籍」特權的非議。特權是今天的中國社會最為敏感話題。谷愛凌不代表自己出生、成長的美國，卻用愛國主義的商業營銷代表中國參賽，收割中國人的愛國紅利，平時又不當全職中國人，可謂對美國不仁、對中國不忠。所以她的金牌有著難以抹去的道德瑕疵。難怪從美國副總統到財政部長，都對這樣的做法有所批評。

面對這些爭議，谷愛凌認為她遭受質疑，是因為大家討厭中國。這實在是把問題簡化了。她解釋不了、或根本不願去思考和面對一個根本問題：為何許多中國網民也厭惡她。谷愛凌遠離中國社會正義和人權議題，但卻十分懂得中國式語言。她接受中國媒體訪問時說，自己是「代表運動、代表女性、代表中國、代表世界」。這番「四個代表」的言論引起中國網民強烈不滿，顯示出她對中國社會的無知。可以說，她完全搞不懂中國人對「被代表」有多憤怒。

「疑美論」破產：美國留下各國文化底蘊

中國網民將祝福送給劉美賢而不是谷愛凌，和美國加州奧克蘭民眾為劉美賢歡呼是一樣的，因為這種祝福和恭喜是發自內心的肯定，這就是普世價值。人們肯定自由發展和道德追求，欣賞個人奮鬥，希望在公平的土壤中為自己爭取一席之地，而不是未來幾代人的命運被不公平的制度提早決定。谷愛凌有「四個代表」，卻偏偏代表不了這些最寶貴的核心價值。讚揚劉美賢不是某些人口中的將體育政治化，而是讓體育和奧運回歸道德意義上的真善美。

1925年，修習鋼琴的弗拉基米爾-霍洛維茨（ Vladimir Horowitz ）以留學名義離開蘇聯，流亡美國。在史達林殘酷的大清洗中，他家族的命運被齒輪碾碎：父親死於勞改營，姐姐自盡。對霍洛維茨來說，去美國絕不是浪漫的旅行，而是代價高昂的生存考驗。同時，因為自由自在，他在美國創造了非凡的藝術生命，成為世界一流鋼琴家，也是白宮的座上客。在世界各地，每次演奏會，羅伯特-舒曼的《夢幻曲》都是他的保留曲目。他以此懷念家人，懷念回不去的童年生活。

1986年，蘇聯走出鐵幕，霍洛維茨回到莫斯科。他演奏《夢幻曲》時，很多聽眾流下眼淚。不是因為精湛的技法，而是因為他在詮釋作品時表現出一種近乎百分之百純潔的溫柔。在這段以旋律為心靈的溫柔中，沒有控訴，卻有哀傷；沒有厚重，卻有滄桑。蘇聯人聽得懂，全世界也都聽得懂。

黃仁宇離開了故土，思考出更加深刻的明史。余英時一生將自由主義作為最堅定的信仰，用文人報國的批判精神延續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高行健離開曾經的眾聲喧嘩，才有一個人的聖經，才能攀登高聳的靈山。他們去國時必定有傷感，但卻不是自怨自艾。反而是時代的九曲十八彎，讓他們思考歷史和中國未來時更加厚重深刻，也練就了他們在異域闖過生活難關時的柔韌意志。有時，恰好是流亡和異域的重生，才讓中國文化獲得新的生命力和昇華機遇。

當劉美賢登上領獎臺，現場響起美國國歌那一刻，「疑美論」是破產的。美國不是簡單和抽象的地緣政治國家，而是一個巨大的文化道德空間，能讓世界各地流亡者和他們的後代有尊嚴地活下來，能讓藝術家繼續創作，能讓有理想的人不會失去對生活的信心，並保留了那些原本可能被剷除的文化精神和傳統。

這些是谷愛凌和她的支持者們所不能明白、也不想明白的。但那些為劉美賢祝福的中國人懂，因為這關乎歷史記憶和現實道德，也關乎自己的生活。普世價值屬於全人類，如同劉美賢奪冠的喜悅也屬於全人類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