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三月，中國的「兩會」總像一場盛大的政治祭典。代表與委員齊聚北京，報告過去、規劃未來、設定指標。然而，在這些宏大的政治敘事之中，真正不變的只有一件事——經濟成長目標永遠「合理而穩定」。

2026年，中國將經濟成長目標設定下修至4.5%至5%，同時宣示啟動「十五五規劃」，為未來五年的發展描繪藍圖。

但如果把這些數字放回歷史時間軸，一個越來越難忽視的現實浮現：中國經濟早已告別高速成長的年代，正逐步滑入一個長期減速、難以突破的區間。

胡錦濤執政十年，中國平均經濟成長率接近10%。那是全球化紅利、人口紅利與市場化改革共同推動的「黃金年代」。然而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情勢開始逆轉。2013年的7.7%，成為習近平執政十三年來的最高點；此後中國經濟增速逐年下滑，2013年至2019年平均約6%，疫情之後更降至約5%左右。當進入第三任期之後，「保5%」甚至成為一項政治任務。

若與成熟經濟體相比，5%的成長率並不算低。但對一個仍處於發展階段、試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大型經濟體而言，長期維持在這一水平，意味著成長動能正在明顯減弱。換句話說，這未必是絕對停滯，但卻是一種相對停滯。這也讓中國逐漸走向一個新的歷史時刻——習近平的布里茲涅夫時刻。

2026年，中國將經濟成長目標設定下修至4.5%至5%。圖：截圖自央視新聞

從成長神話到成長失速

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奇蹟建立在一個簡單公式之上：市場改革 + 外資 + 全球化 = 高速成長。這個公式曾經改變中國，也改變世界。然而在習近平時代，它正逐漸失去效力。

房地產泡沫破裂、地方政府債務高築、民營企業信心下降、青年失業問題惡化，整個經濟結構開始顯露疲態。中國每年有超過一千萬名大學畢業生進入勞動市場，但就業機會卻持續縮減。根據招聘平台智聯招聘發布的大學生就業調查，2024年中國高校畢業生的單位就業率約為56%，較2023年的58%進一步下降，大量年輕人只能進入外送、網約車等「靈活就業」行業維生。

表面上，中國仍維持約5%的經濟成長率，但這更像是一個政治目標，而不是經濟活力的真實反映。真正的問題，不只是成長速度下降，而是制度本身正在逐漸消耗經濟成長的動能。

集權政治與經濟活力流失

習近平上台之後，最核心的政治工程只有一個：權力集中。透過反腐運動、機構重組與高層整肅，他逐步打破鄧小平時代建立的「集體領導」機制，將決策權重新集中到最高領導人手中，形成「定於一尊」的權力結構。2018年中國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更象徵著中國政治重新回到高度個人化的權力模式。

在這樣的體制之下，忠誠往往比能力更重要，政治安全也經常凌駕於經濟效率之上。結果是：官僚體系不再追求創新，只求避免犯錯；企業家不再積極投資未來，而是思考如何降低政治風險；地方政府不再競爭發展，而是等待中央指令。當政治邏輯逐漸取代市場邏輯，經濟活力自然開始流失。

在習體制之下，國務院總理重要性已不若往昔。圖為總理李強在人大進行政府工作報告。截圖自cctv

布里茲涅夫停滯的歷史鏡像

歷史上，這樣的情況並不陌生。1964年至1982年，蘇聯在布里茲涅夫統治下進入了一個被稱為「停滯時代」的歷史階段。當時蘇聯仍是世界超級強權，但其內部動能卻逐漸衰退。計劃經濟效率低下、官僚體系膨脹、政治改革停滯，使經濟成長率持續下降。

1970年代全球油價上升，使蘇聯依靠能源出口暫時獲得大量外匯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體制問題。然而真正的結構性矛盾——計劃經濟低效率與龐大的軍備負擔——最終在1980年代全面爆發，並為蘇聯解體埋下伏筆。

當然，中國並不是蘇聯。中國仍然擁有龐大的市場經濟體系、活躍的民營企業以及高度全球化的產業鏈。然而在政治結構上，兩者卻呈現出某種相似的邏輯：權力高度集中、制度調整困難、政策修正成本極高。這種制度僵化，往往正是長期停滯的開始。

中國式停滯：表面繁榮與制度僵化

與蘇聯不同，中國的停滯更加隱蔽。中國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全球最完整的製造業體系，也仍在許多產業保持競爭力。但在制度層面，一個問題正逐漸浮現：高度集權的體制可以快速做出決策，但政策修正往往需要付出極高的政治成本。

從疫情時期的「清零政策」，到近年強化的產業監管與「國進民退」，許多政策在實踐中產生明顯副作用，但政策調整往往來得緩慢而艱難。中國出現K型經濟，出口依然旺盛，但國內經濟卻呈現蕭條並存的局面。

當重大決策集中於少數人甚至一人之手，制度的自我修正能力就會逐漸削弱。這正是許多專制體制最深層的風險。

結語：歷史正在逼近的問題

中國今天面臨的挑戰，不只是某一項政策的失誤，也不只是某一位領導人的錯判，而是一種制度邏輯的結果。

陳雲的鳥籠經濟說，「一捏就死、一放就亂」。當權力無法被有效制衡，政策就難以被及時修正；當忠誠凌駕能力，官僚體系就會逐漸失去效率；當政治安全壓倒市場活力，經濟終將失去動能。

習近平曾宣稱要帶領中國實現「民族復興」，讓中國重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然而歷史也許會給出另一種評價：不是復興的設計者，而是停滯時代的開啟者。在布里茲涅夫時代的蘇聯，人們一度相信穩定就是成功；但後來歷史證明，那只是衰退開始前的漫長靜默。今天的中國，也正站在類似的門檻上。

真正的問題不再是中國能否維持5%的成長率，而是：當停滯逐漸成為體制的常態，這個制度是否仍然擁有改變自己的能力。而歷史往往給出的答案並不溫和——一個難以自我修正的體制，最終往往只能被歷史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