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可奈何的銀髮族再就業

3月末，上海市民政局等28個部門聯合印發《上海市關於構建老年人社會參與支持體系推動實現老有所為的實施方案》，強調要從政治引領、志願服務、就業支持、精神文化及保障機制五大方面，全方位鼓勵和支持老年人繼續參與經濟社會發展，發揮經驗優勢，貢獻「銀髮力量」。繼延遲退休之後，老年人再就業又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將這一政策放置在中國整體人口結構、財政背景與社會情勢下觀察，其實是地方政府不得不為之的無奈選擇。

根據中國大陸官方數據，從2022年至2031年，中國將迎來史上最大規模的退休潮，每年約有2000萬人退出勞動市場。到2035年，按中國國家衛健委的說法，60歲以上人口預計將達到4億，占中國大陸總人口比例約三成，這意味著中國將正式進入重度老齡化社會。這一人口結構正在從根本上衝擊中國經濟與財政運行的模式。

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海率先提出「老年人再就業」是不得已為之。作為中國經濟最發達、財政能力最強的城市之一，上海的政策往往具有風向標意義。當上海開始系統性鼓勵老年人重返勞動市場，某種程度上已經說明，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壓力，正在突破目前財稅安全體系的可承受範圍。

養老金缺口：結構性失衡

中國養老體系長期存在明顯的結構分化。待遇最優厚的是公務員與事業編制人員，其養老金替代率可達原收入的八成左右，退休後生活水準基本可以維持。而城市企業職工的養老金替代率則明顯下降，普遍只有四成。至於廣大的城鄉居民，其基礎養老保障非常有限，替代率甚至只有約4%。這種階級分層結構意味著，不同群體之間的老年生活品質差異巨大，也為整個制度埋下了長期不穩定因素。

更為關鍵的，是中國的養老金制度採用的是以當前在職人口繳納的資金，直接支付當前退休人群的養老金。這種制度在年輕人口充足、經濟高速增長時可以良性運轉，但一旦人口結構逆轉，其壓力便迅速顯現。隨著老齡化加速，中國正逐步從「多個年輕人供養一個老人」的結構，走向「兩個年輕人供養一個老人」。目前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現實是，很多退休人員尤其是體制內人員領取的養老金，遠高於當前青年打工階層的月收入。這種「退休者收入高於在職者」的不正常結構，嚴重削弱年輕人的工作動力，加劇了社會心理層面的不平衡。

而中國地方政府的財政基礎在過去數十年靠土地出讓收入（俗稱「土地財政」）維持，隨著房地產市場降溫而逐步走向終結，土地收入下滑之後，大量地方政府面臨龐大債務壓力與財政缺口，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普遍處於虧損狀態，部分地區甚至出現隱性赤字與資金周轉困難，教師等行業的薪水無法及時足額發放。此時，鼓勵老年人再就業，讓養老金支出的剛性需求度變低，無疑成為緩解地方財政壓力的解方之一。

青年困境：躺平與社會動能衰退

如果說老齡化與養老壓力是硬幣的一面，那麼年輕一代的選擇，則是整個問題硬幣的另一面。

當前中國社會普遍存在「內卷」與「躺平」並存的現象。一方面，就業競爭激烈，薪資增長乏力；另一方面，生活成本高企，尤其是教育與醫療支出，使年輕人承受巨大經濟壓力。

實際生活中，中國一對年輕夫婦往往需要面對「上有四老、下有一小」的典型家庭結構。子女教育費用高昂，從幼兒園到補習班，再到高等教育，每一步都意味著持續的資金投入；而老年人的醫療支出則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一旦出現重大疾病，往往對家庭財務造成沉重打擊。所以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低消費、簡約生活，甚至主動降低職業追求，轉而追求心理安全感與生活穩定。「不婚不育」逐漸從個別選擇演變為一種具有群體性的趨勢。

這一變化未來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地方政府可徵收的稅基逐步縮小。而人口出生率下降，又進一步削弱了未來的勞動力供給。換言之，養老金體系所依賴的「年輕人口」基礎，正在逐步失散。而老齡化本身，在當前的中國，卻是一個持續且難以逆轉的趨勢。

長者再就業的真實含義

上海提出的老年人再就業政策，本質上看，是將退休人士重新納入生產與收入體系中，以延緩養老金支出壓力、擴大稅基並補充勞動力。上世紀末，中國曾推動「下崗工人再就業」，以吸收國企改革帶來的大量失業人口。而今的「老年人再就業」，是另一種背景下的「再就業工程」。二者雖有差異，但都指向經濟與財政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政策首先出現在上海，是中國經濟中心。這意味著整體經濟環境和財政環境，已經發生深層變化。這毫無疑問是一個信號，那就是中國地方財政正步入一個難以言喻的寒冬。(編輯：許嘉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