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香港政府宣佈修訂《香港國安法》實施細則，賦予執法部門「強制解鎖」電子設備的權力。消息一出，社會輿論再次沸騰。儘管政府官員強調這並非「隨街搜查」，而是基於國安理由的嚴謹程序，但對於經歷過2019年社會動盪、見證過國安法實施後種種變遷的香港人來說，這番解釋聽起來，更像是一種蒼白的安撫。

七年前的2019年，香港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撕裂。那場運動不僅僅是政治訴求的碰撞，更是一場關於信任的崩塌。在那段時間裡，警民關係降至冰點，市民對執法機關的信任度跌至谷底。七年後的今天，當「強制解鎖」條文出台，這份深植於心的不信任感，瞬間被喚醒並放大。 

雖然政府官員一再重申，警方行使權力需有法庭手令，並非隨心所欲。然而，香港人早已學會從「實務」而非「條文」去解讀法例。在過去幾年的國安法實踐中，我們見過太多「例外情況」成為常態。當「國家安全」這四個字被高高舉起，原本應有的司法制衡往往顯得脆弱不堪。

當局稱，若遇上「極端及例外情況」，警方可在無手令下行使權力。問題在於，誰來定義「極端」？誰來界定「緊急」？在缺乏獨立司法監督的疑慮下，這些程序上的「安全閥」看起來更像是裝飾品。對於市民而言，這意味著每個人在街上行走、在咖啡店使用手機時，都可能因為一個模糊的「懷疑」，而被迫交出承載著自己人生隱私的電子設備。這種不確定性，才是對日常生活最大的侵蝕。

此次修訂中最令人不安的，莫過於「指明人士」的定義。它不單針對嫌疑人，更涵蓋了擁有、使用、甚至僅僅是「知悉密碼」的人。這意味著，如果你的一位朋友或家人不幸成為國安調查的對象，你作為其電子設備的共同使用者或密碼知情者，也可能被捲入調查。

這種連坐式的法律邏輯，正在徹底改變香港的人際交往模式。人們開始在通訊軟體上自我審查，甚至不敢與他人分享設備密碼，深怕無意間成為「指明人士」。這種恐懼感，正在悄悄瓦解香港社會原有的開放與信任。

前陣子，有香港「一拳書店」負責人龐一鳴及3名職員遭警方國安處拘捕，因涉嫌販售《黎智英傳》等書籍，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24條「明知而出售具煽動意圖的刊物」罪。這一事件在文化界引起了極大的寒蟬效應。當書籍成為禁忌，當思想被視為威脅，當「強制解鎖」成為執法的利劍，我們不得不問：香港是否正在步入一個新的「白色恐怖」時代？

在那個時代，恐懼並非來自於實體的暴力，而是來自於那種「不知何時會輪到我」的無力感。當執法權力無限擴大，當法律條文的解釋權完全掌握在執法者手中，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便被不斷壓縮。我們不再能自由地閱讀、自由地通訊、自由地與人分享資訊。這種對隱私的全面剝奪，不僅是法律層面的問題，更是對一個城市靈魂的重創。

七年過去了，香港變了。從當年的街頭抗爭，到如今的噤若寒蟬，這條路走得既漫長又沉重。政府或許認為，透過這些強硬的手段，可以換來社會的「穩定」。然而，真正的穩定從來不是建立在恐懼與猜忌之上，而是建立在法治的公信力與市民的自由意志之上。

當電子設備的密碼不再屬於自己，當個人隱私隨時可能被公權力強行剝開，筆者不禁想問：在這個被稱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城市裡，我們還剩下多少作為獨立個體的尊嚴？面對這道隱形的枷鎖，香港人或許正被迫學習如何在沉默中生存，但那份對自由與真相的渴望，是否也會隨著每一次的「強制解鎖」，而被徹底格式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