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海局勢持續緊繃與國際秩序重組的背景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會面，鄭麗文自詡這是「兩岸和平」的象徵意義；然而，若細讀鄭麗文在會中的致詞內容，並置於中共對台政策的長期脈絡之中，這場看似訴求和平的對話，其實更像是一場高度政治化的話語對接，甚至是對既有統戰敘事的再生產。

鄭麗文大力吹捧習近平 國共聯手共同敘事！

鄭麗文以「全球關切的目光」與「歷史交付的重責大任」鋪陳此次會面的時代意義，並將兩岸關係定位為動盪世界中的關鍵議題，這樣的論述表面上提升了對話的正當性，但實際上卻隱含一種菁英主導的歷史敘事，彷彿兩岸未來的走向，可以透過少數政治領袖的互動來決定，這種將重大國家議題「菁英化」的論述，與民主政治強調的公共參與與制度授權相違。

更值得注意的是，鄭麗文多次援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炎黃子孫」、「共同使命」等概念，並明確肯定自連戰「和平之旅」以來的國共互動歷史，強調兩黨「站在民族與時代的高度」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問題在於，這套敘事並非中性的歷史回顧，而是與中共長期建構的統一話語高度重疊，「民族復興」本身即是中共政權正當性的核心論述，而當台灣在野黨領袖在正式場合予以呼應時，無疑強化了北京對內宣傳的素材「台灣主要政治力量認同其歷史敘事與政治目標」。

同樣地，鄭麗文在致詞中對中國發展成就的高度肯定，包括「全面脫貧」、「小康社會」與「持續騰飛」，以及對「十五五規劃」的正面期待，這類表述在外交辭令上或許可被視為禮貌性回應，但在權力不對等的政治互動中，卻容易被解讀為某種政治背書，尤其當此類肯定並未對中國內部治理問題、對外擴張行為，或對台軍事壓力提出任何對等的批判時，其失衡性更加明顯。

在兩岸關係定位上，鄭麗文提出應「超越政治對抗」、「建構命運共同體」，並尋求制度性避免戰爭的方案；然而，這樣的語言看似追求和平，但關鍵在於「命運共同體」本身即是中共對外戰略話語的重要概念，其核心邏輯並非建立在主權對等，而是在一種由北京主導的秩序想像之中，當這樣的概念被直接引入兩岸論述，其實已預設了某種政治終局，而非開放性的對話空間，讓人失望的是，國民黨配合了中共的政治敘事。

有條件的和平框架：國共關係=兩岸關係？！

進一步來看，鄭麗文在文化論述上強調「台灣人祖先來自大陸」、「同屬中華民族」、「共享文化基因」，並主張透過強化歷史與文化連結來消弭分歧。這種文化本質論忽略了台灣社會在歷史發展中所形成的多元認同與民主價值，也將複雜的政治問題簡化為文化同源即可解決的命題；事實上，當代兩岸分歧的核心，並不在於文化差異，而在於政治制度、主權認知與生活方式的根本不同，以文化同源來掩蓋制度差異，不僅無助於解決兩岸關係的本質問題，反而可能引來模糊化的風險。

在政策主張部分，鄭麗文提出恢復兩岸協商機制、強化經貿交流，以及在「政治互信」下拓展台灣國際空間等五點主張，這些建議乍看之下務實，但其共同前提皆建立在「九二共識」與「一中原則」之上；尤其她明確指出「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並將此作為恢復協商的基礎，這無疑是否定台灣主權事實。更關鍵的是，所謂「在政治互信中爭取國際空間」，過去經驗早已顯示，北京對台灣的國際參與始終採取高度工具化的態度，其開放與否完全取決於政治服從程度，而非制度性保障。

此外，鄭麗文強調應持續發揮國共兩黨平台功能，將其視為兩岸和平發展的「正道力量」；然而，這正是中共長期對台策略的核心：透過政黨對接繞過民選政府，建立替代性的政治溝通管道，這種做法不僅削弱台灣政府的代表性，也可能在國內製造政策路線的分裂，進而影響民主決策的一致性。

從更宏觀的戰略角度來看，中共對台採取「軟硬並進」策略，一方面，北京持續透過軍事威嚇與灰色地帶行動對台施壓；另一方面，則藉由此類高層會面與交流釋放「和平訊號」，試圖影響台灣內部輿論。鄭麗文在「習鄭會」強調對「和平不可逆轉」，卻未正視這種結構性問題在於中共對台軍事恫嚇，反而成為單方面的政治期待，而不是對現實風險的回應，這有試圖粉飾中共對台野心。

必須說，兩岸問題的核心從來不在於「是否支持兩岸和平」，而是「兩岸和平」是在何種條件與框架下被定義；換言之，若和平的前提是接受中共的政治設定、弱化自身主權定位，甚至透過非制度化的政黨互動來推動，那麼這樣的和平，本質上更接近於政治整合的前奏，而非真正穩定的安全安排，是有條件的和平敘事。

總體而言，「習鄭會」並非單純的交流場合，而是一個話語與框架高度對接的政治場域，在「習鄭會」場域中，所謂的「和平」被賦予特定的政治意涵，以及進一步證實中共的「兩岸交流」是嵌入對台統戰的邏輯，「習鄭會」中邊緣化了台灣的主體性與政治價值，尤其是對話背後所隱含的權力關係與政治前提。必須強調的是，兩岸互動應當是在民主授權、制度透明與主權自主的基礎上進行，才能避免讓「和平」淪為專制政權設定的框架，同時確保台灣的國家主權、國家安全及民主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