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聽張敬軒的歌，大概是從中學開始。

《Loving You》、《春秋》、《褪色》——那些歌，是某一段時間的底色。他的聲線有一種很特別的質感，低沉而有厚度，唱起情歌來，像一個人坐在昏黃的路燈下把話說完。筆者以為，能寫出那種歌、唱出那種歌的人，大概是有些真實在裡面的。

然後是2014年。雨傘運動的夜晚，張敬軒與多位香港藝人一起領唱聲援示威者的粵語歌曲《問誰未發聲》。那首歌，不是最激烈的，但它問了一個問題：你聽到了嗎？你願意開口嗎？當時，他選擇了開口。

筆者記得那個選擇。

然後是這個星期六，筆者打開手機，看到這則新聞。張敬軒接受《文匯報》專訪，透露自己主動透過公司聯繫保安局，希望成為「正向引導項目」的導師，協助修例風波中被捕但未被檢控的年輕人，計劃上半年帶領他們到內地交流，「親眼見證國家的繁榮昌盛」。

然後是那段道歉的話。他說：「關於過去一些言論和作品的演繹方式不當，令大家對於我如何看待我所心繫的國家和香港的情懷和態度有質疑，我真誠致歉。」他又說當年「被社會氣氛衝昏頭腦」，對社會大局認識不深，如今「深刻反省及後悔」，「以後不會再犯同類的錯誤」。

筆者把這段話讀了幾遍。

不是憤怒。是一種很安靜的失望。

說失望，不是因為筆者認為人不能改變立場。人會成長，會有新的理解，會在不同的人生階段看見不一樣的東西——這些，筆者都願意相信。但改變是有前提的，改變需要有說得清楚的理由，需要有某種說服力，讓人能夠跟著你一起理解，為什麼昨天的你是對的，或者為什麼你現在看到了新的東西。

張敬軒的道歉裡，沒有這些。

「被社會氣氛衝昏頭腦」——這句話，把當年的選擇，說成了一種失控、一種非理性的衝動，說成了某種外力驅動的結果，而不是一個人在思考之後作出的判斷。問題是，2014年，他唱那首歌的時候，數以萬計的人走上街頭，他們也都「被社會氣氛衝昏頭腦」嗎？那份氣氛，真的只是一時衝昏，還是有著清醒的理由？

用「氣氛」兩個字，是一種消解。把那些年的事情，縮減為一陣風，一種集體癲狂——然後風停了，頭腦清醒了，才知道走錯了路。這個敘事，不只是張敬軒一個人在說，這幾年，筆者見過太多人用同一套語言，把那些年的選擇重新包裝、重新定性。每一次讀到，都覺得有什麼東西在悄悄被竄改。

更令筆者想多說一句的，是這件事的形式。

道歉，刊登在《文匯報》。新的角色，是保安局的導師。帶年輕人去「見證國家的繁榮昌盛」。這一整套安排，有一種特別設計過的完整感——不只是一個人的個人轉變，而是一個被放置在某個位置上的表態，帶著示範性質，帶著某種功能。

曾任學聯副秘書長的岑敖暉在網上發文不點名回應，稱自己作為「更生人士」，在強權下「知咩係做多、咩係佢自己特登、咩係做嚟止蝕(清楚知道什麼是多做的工作，什麼是自己故意為之，什麼是為了減少損失而做的補救)」，質疑張「都係搵錢姐，一啲都唔同情(大家都在賺錢罷了，我一點都不會同情)」。

筆者不評判這個解讀，每個人在壓力下的選擇，旁觀者永遠不能完全明白。但岑敖暉說的那幾句話，有一種在困局裡仍然保有清醒的冷靜，反而更叫筆者覺得沉。

有人選擇離開，有人選擇留下，有人選擇沉默，有人選擇調整自己的語言、調整自己的公開形象，以適應一個已經不一樣的環境。

筆者不是要評判任何人的選擇。活在那個環境裡的代價，筆者在台灣沒有資格輕易說三道四。

但筆者只是想說：如果有一天，你選擇調整，至少不要把過去的自己，說成是一個迷失的、被氣氛沖走的、不懂事的孩子。那些年，那些人，那些選擇，不是一陣風。

《問誰未發聲》，當年你選擇了發聲。那不是錯，那是真實。

今天可以不再發聲，這筆者理解。但請不要告訴筆者，當年的聲音從來就不算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