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30而立／從三民主義到公民與社會(上)：舊世代的公民養成

在威權統治下，教育是一大政治工具，如過去大學聯考必考的「三民主義」即是政府貫徹思想教育的途徑。然而當台灣走向解嚴、開放直選，民主社會需要怎樣的公民？公民又需具備哪些基本的知識、情意與技能？從翻新公民課本的歷程中，可以看見威權時代對公民社會狹隘並保守的想像，也能看到初入民主之際的台灣社會對未來的期盼。

從課本看見國家對「公民」的想像

國家透過教育形塑一整個世代的樣貌，教科書則具體承載著一個世代對後生的期許與想像。在諸多國民教育科目中，「公民」是最直接影響新世代養成的前線領域，其教學內容將大幅影響一群學生長大成人之後參與社會、乃至帶領國家的方式。

換句話說，一個社會怎麼想像「公民」，課本就會長成什麼樣子；而課本長成什麼樣子，也就決定了下一代怎麼理解自我角色與國家的關係。

今(2026)年是總統直選30週年，台灣已歷經8次總統大選、3次政黨輪替。回顧公民課本的演變，或許正是理解這段民主道路如何走到今天，又將往何處去的另一種視角。

「公民課」的演進：教育成為政治社會化工具

回顧中華民國「公民教育」的發展，臺師大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退休副教授鄧毓浩指出，早在清末民初的1902年就有強調個人修養的「修身」課程，民國成立後將其改為「公民」，並於1929年訓政時期短暫改為「黨義」。他說：『(原音)孫中山把整個國家發展分成三個階段，軍政、訓政、憲政。(1928年進入)訓政時期，為什麼叫「訓」呢？就是由當初國民黨推翻滿清的一個主體後來進入訓練的過渡階段，這個過渡就是培養老百姓的國民意識，因此當時就把公民課改為「黨義」。什麼叫「黨義」？就是國民黨的一個講義之類的，就是談三民主義。當時那個在「黨義」的時候，小學、初中、高中都要上「黨義」，所以當時國民黨的訓政時期做得很貫徹。』

不過1932年「黨義」又改回「公民」，直到國民黨政府來台後，1953年在高中增設「三民主義」課程、1968年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時將「公民」改為「公民與道德」。鄧毓浩說：『(原音)當時為什麼(三民主義又出現)？因為當時整個是國民黨統治時期，基本上它必須有一種政治教化的力量，所以就增加一科「三民主義」，而且這科到第二年變成考科，念得好的話成績就會提升很多，對聯考來講佔了一個分量。那為什麼叫「公民與道德」？當時是蔣中正下令的，蔣中正看到台灣社會當時候被人家批評亂、不守秩序、吐痰、吃檳榔、亂丟垃圾，他感覺行為面太差了，所以公民課要加強：國中叫做「公民與道德」、高中也叫「公民與道德」、小學叫「生活與倫理」。但是高中的「公民與道德」到了民國七十年代(1980年代)就把它取消了，還是回來叫「公民」。』

臺師大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退休副教授鄧毓浩長年參與公民教科書編撰工作。(饒辰書 攝)

值得注意的是「三民主義」屬於外加科目，因此當時高中同時間仍有「公民」課，只是在升學主義下因為並非考科、甚至非屬社會科，所以較不受教育現場重視。除此之外，鄧毓浩補充，1994年，時任總統李登輝曾在國中階段另外推動「認識台灣」課程，在地理、歷史、社會(公民)各有一篇教材；在1995年高中課程也額外增設選修課，學生必須從「世界文化地理篇」、「世界文化歷史篇」、「現代社會(公民)」之中三選二修課。

為加強本土意識，總統李登輝在國中推動「認識台灣」課程，圖為社會(公民)篇目錄。(饒辰書 攝)

簡單來說，廣義的國、高中公民課程流變相當複雜，同一時間可能有多門科目並進，且不論老師教學或學生學習都大幅度受到「升學考試」的制度設計影響。

最終，隨著大學聯考於1995年調降「三民主義」占比、2000年廢考「三民主義」，教育部並於2006年在95課綱中整合高中的「三民主義、現代社會、公民」以及國中的「公民與道德」、並正式替換「道德」二字，成為如今國、高中的「公民與社會」課程。

解嚴之後 1994年公民教育重大轉型

鄧毓浩表示，解嚴後國中的「公民與道德」課本曾有一次修正，但內容大致上仍沿襲過往傳統的舊思維；直到1994年國立編譯館找來一群專家學者欲重新修訂課本，當時自由派學者、中研院社會所退休研究員瞿海源也獲邀擔任第一冊《學校與社會生活》召集人。

瞿海源回憶，起初拿到的課程標準(課綱)因為仍延續威權時代概念、覺得「這個大綱太保守了不能用」，於是決定暫時將課綱擱置一旁，從頭開始研究、歸納出符合當代需求的公民課本。

國家機器在解嚴未滿10年之際其實仍然保守，1994年首次會議後，他們展開「文獻爬梳、焦點座談、問卷調查」三大研究計畫，最終在1996年才完成大綱，催生出「台灣第一本現代化的公民課本」。瞿海源說：『(原音)我們去查了當年一些政治哲學家、公民社會學者或其他有關專家最新的著作，最後選了16篇，把著作先翻譯出來，釐清到底公民教育應該是什麼樣子，尤其在一個民主國家，公民教育應該是什麼樣子。第二個我們做焦點訪問，(針對)跟這個公民教育有關的教授、老師、家長，每次大概3-4個人，他們根據他的專業發表一些對公民教育的意見，所以我們訪問了50幾場、等於是訪問1-200人了。第三個我們覺得要了解當時的公民老師、學生到底有什麼意見、他們對既有的公民課本有什麼看法、對未來的課本有什麼期待，就做了1,000多份問卷。』

瞿海源認為此工程最終得以成功，有賴於時任國立編譯館館長趙麗雲的正面態度。參與第二冊《法律與政治生活》的鄧毓浩也說，當時4冊都採取相同途徑、罕見花了2年研發，以徹底翻修公民課本的骨架及內涵。

研究成果指出，「公民德行」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內涵，但是現有生活規條與民主憲政多所扞格，並應以容忍差異、理性溝通、追求正義等為核心精神，尤其老師及學生都異口同聲主張：公德是這個社會所欠缺且建議加強重視。

瞿海源曾分析，過去公民教育的主要目標是「進行政治思想教條化工作」，以道德教育來「強化有利於威權統治的傳統道德學習」，藉此教育學生成為「愛國家、愛同胞、合群服務、負責守紀，足以表現中華民族道德文化，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接著1983年公民教育雖開始加強培養學生民主法治之精神，但他強調法治本就蘊含在民主之內，因此從「民主法治」一詞中即可看出國家對民主的疑慮和保留，有時更有意以法治凌駕民主。

公民課本是形塑民主素養的關鍵環節。(饒辰書 攝)

到了1994年大工程翻修公民課本時，鄧毓浩指出兩大明顯差異。首先是民主化色彩增加，讓課本談更多「參與面」，例如從「社區發展」擴增到「社區參與」、也增加「學生自治」篇章。再者，新課本也翻轉過去鮮少談論「公共面」的弊病，藉由增加公民素養與公共觀念的培養，逐步建構出台灣的公民社會。

鄧毓浩續指，1994年往後的新版公民課本逐步淡化中華文化色彩、削弱大中國意識，相對提高台灣主體性、多元文化概念的比重，同時重新認定公民生活的角色及內涵、以人權引導自由民主的發展方向。

威權教育世代如何擘劃民主時代的公民課本？

80歲的瞿海源出生於二戰期間，他剛好完整經歷國民黨政府在台灣長達38年的戒嚴統治。瞿海源這一輩人皆在上述種種威權教育的洗禮下成長，令人不禁好奇，他們在1994年接到翻修公民課本的任務時，究竟如何想像民主社會的模樣？

中研院社會所退休研究員瞿海源是自由派學者，長年參與台灣民主改革運動。(饒辰書 攝)

瞿海源說，他們受的雖是威權教育，但到了大學校園後，所選的課或所接觸的社會、政治、心理等各種知識就不再是威權，尤其出國求學的經驗，也讓他們對自由思想有更多理解與追尋。像是他第一次上殷海光的邏輯課，老師在黑板寫下「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這句話，讓他銘記至今。

瞿海源續說，當時因此養成了這一群自由派的學者，和各式民間團體不斷在社會上訴求解除戒嚴，最終才有1987年的解嚴與後續各式民主選舉。他說：『(原音)我很肯定台灣的民主，為什麼？它有選舉啊！雖然有作票，可是你不能一直作票啊！有選舉，這民主文化就逐漸地形成了，所以台灣終於經過各種選舉，改變了，變得朝民主方向前進了。』

他強調，那時台灣社會當然還是保守派學者佔多數，社會學家跟經濟學家剖析議題的觀點可能也南轅北轍，但就是在這種逐漸走向開放與多元的社會氛圍中，他們透過嚴謹的研究方法凝聚社會各界的共識，撰寫出台灣第一本現代化、具民主精神的公民課本，對日後新世代公民的培育乃至台灣民主化進程皆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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