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與文化大革命(1)—武田泰淳的「明朗」與高橋和巳的《革命的化石》的隱喻

新中國令日本「親近」與「驚異」

日本作家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全球左翼思潮的交集，乃是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國際政治史中最具張力的一幕。同為漢字圈的鄰國日本作家是如何看待文革的呢？總的來說，反應呈兩極化，主要分為「擁護派」與「反對派」。

對於日本新左翼（如「全共鬥」學運）和進步左翼文化人而言，毛文革被視為反對官僚體制、打破戰後美帝新殖民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的終極解藥，他們奉毛澤東為世界革命的導師，部分激進分子甚至開展武裝鬥爭與純淨革命隊伍的內部肅清。

追溯1949年中共建政，帶給日本上下的是「親近感」和「驚恐感」。用中國研究者竹內實的話來說，「驚異」中含有讚美、親近的意思。普通日本人對中國風土文化和生活樣態感到親切。視點集中在與自上而下的「現代化」概念相對立的中國以及亞洲。即便是戰爭期間懷著「進出」中國大陸的夢想，其實原本帶有某種「反現代化（實際上的前近代化）」的性質。

其實，這種「親近感」是將中國作為「一種方法」來關照日本自身，如何矯正選擇「現代化」的道路中資本主義帶來的種種弊病，從而剝離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尋找日本以及東亞自身的主體性。儘管「恐懼」紅色政權的異質性，但「無蠅之國」、欣欣向榮的新中國形象，使得日本中國學者反轉了西方審視中國的視角，試圖探究中國固有的歷史脈絡和思想邏輯重塑中國觀。這一傳統最早可追溯到日本學者竹內好對魯迅的研究。

50年代到70年代的日本作家，尤其是進步知識分子，他們對中國的贖罪心理情感代入、情感過濾，當他們看到廢墟上建立的新中國時，很容易產生情感上的亢奮，傾向於尋找和讚美新社會的光明面，這種思維定式的先行，使得他們忽略甚至美化陰暗面，其烏托邦式投影用來照視日本社會的「黑暗」。他們是中國官方的「精心呵護的外賓泡沫」，只能走官方設立的「模範路線」，與被選定的「群眾代表」貌似「不經意」地相逢。野間宏等不少作家留下《新中國訪問記》，記錄了他們眼中的新中國社會風貌。

「臉上有哲學皺紋的」士民之國—仍然一片明朗

小說家武田泰淳，早在1934年就與竹內好等人共同發起「中國文學研究會」，還曾因研究中國文學而當上過北海道大學助教授，翻譯過老舍的短篇小說，但他對中國作家，除了老舍和魯迅之外，不予善評。

武田1937年曾被征召入伍成為輜重兵，被派往華中戰場。他看到的 「支那士民的臉上，隱藏著「不可言說的哲學皺紋」。暗示如果輕蔑「支那士民」的力量，必定遭到失敗。1944年以民間人士身份赴上海任職於「中日文化協會」，並在上海迎來戰敗。

武田訪華的目的是想與讀過其作品的中國作家見見面，想看看他們作品的舞台，了解中國民眾的生活。

1961年與椎名麟三、中村光夫、堀田善衛訪華時，一開始還擔心中共重提這段從軍經歷，事實證明他的擔心是多餘的。毛澤東早在中日建交前就至少六次表示感謝日本侵華。1960年6月，接見以野間宏為團長的日本作家代表團時就表示日本侵略中國「不能單看懷的一面，另一方面日本幫了我們的大忙。假如日本不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會覺醒。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

在東京，幾盅焼酎下肚就纏著朋友胡鬧的武田，一過深圳河，就是喝茅台酒再喝高，只要抬頭看到墻壁上毛澤東的肖像，頓時宿醉清醒，五星紅旗會吹醒你身在何處。

武田第一次訪華時的身份除了作家之外，他的官銜是「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常任理事」，他半開玩笑說，在中國，官銜比作品重要。確實，看人下菜碟，讀過《紅樓夢》的人，都懂。

此時的中國名作家們已經官至黨和國家領導人，住深宅大院，坐豪華轎車、秘書僕人鞍前馬後。

比如，有留日經驗的郭沫若，擔任多項重要職務，已升任政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日本作家們已經看到，名作家們好的作品都是1949年之前寫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創作的基本準則，而社會主義的中國作家依附體制，是公務員式的「被飼養、被扼殺」作家，文學淪為特定權力的宣傳工具。

但是郭沫若於1966年4月14日在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上做的「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的唾面自乾的發言，還是震驚了日本文藝界。日本文藝團體訪華，幾乎都是郭沫若主持招待晚宴。但他絕不用日語直接交談，而是通過翻譯，滿嘴官腔。1949年以後郭沫若過度迎合政治強權，創作大量肉麻吹捧權貴作品。文革中兩個兒子慘死，不但見死不救，還寫出《水調歌頭 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週年》的頌歌。

武田又於1964年和1967年再度訪華。第三次訪華時，他以前認識的中國作家，要麼自殺，要麼坐牢，連不寫、不表態的自由都沒有了。

作家老舍在文革初期遭受紅衛兵的殘酷批鬥與侮辱，於北京太平湖投湖自盡，可以說是日本作家認識新中國的一道分水嶺。水上勉寫過散文《蟋蟀葫蘆》（1967年）、開高健寫過短篇小說《玉碎》（1978年）都是紀念老舍之死。

如同那個時代的訪華日本作家的大多數一樣，武田仍然覺得新中國比舊中國「明朗」。看不到「無蠅之國」的背面是殘酷的政治運動，社會貧困與矛盾，他們把新中國塑造成一個道德高尚、人人平等和充滿朝氣「精神烏托邦」，在這種思想訴求下，「新中國」一定是「明朗的」，文革即使有「看不懂」的地方，也是歷史上升時期的必經之路。
對「造反派、文攻武鬥、階級鬥爭」這類核心政治術語的殘酷性也不理解。在武田眼裡，「造反派」就是大江健三郎那樣的有闖進的青年人。到後來，文革真相漸漸浮出水面，關於中國，武田從此緘口不言。

高橋和巳和他的寓言式小說-《革命的化石》

此時的日本社會，特別渴望聽到具有豐富的學識，公共的理性，涵養的媒介素質，能客觀認識中國文革的聲音。

因為別的作家都是隔岸觀火，霧裡看花，高橋和卻他在1967年4月作為《朝日期刊》的特派記者實地考察。
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訪華。

高橋1965年的長篇政治小說《陰鬱的黨派》，深度刻畫了日本左翼運動中革命者的理想與組織異化。高橋不僅是昭和時期的「行動的知識分子」，也是一位中國文學研究者，翻譯過包括魯迅在內的中國現代小說。

高橋一進入深圳火車站，就被紅海洋包圍。紅色造神運動已經深入民眾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火車上背誦《毛語錄》，街上伴隨著敲鑼打鼓，群眾性遊行集會，中國人狂熱地向毛表忠心。
高橋積極與紅衛兵、工人、解放軍交流。發表了《新的長城》、《「文化大革命」中的解放軍》、《在上海鐘錶廠的見聞》、《進展激烈的文化大革命》、《從菩薩信仰到毛澤東崇拜》等一系列報道。
1967年4月20日，高橋身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的火熱現場。他熱情讚美「文化大革命並非單純的權力鬥爭，也並非思想整風運動，而是處於政治頂點的人物與普通大眾，在一股奇妙的動力下展開的前無古人的第二次革命」。

此時的高橋，已將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敬意置換成了對文革狂潮下中國人民的敬意。

高橋在學生時代就熟諳《直接行動論》-通過個人的直接行動來達成訴求的社會與政治實踐的主義。威廉·梅勒（William Mellor）等的經典論文《直接行動》將其界定為勞工與資本爭奪經濟控制權的手段。高橋在此基礎上加入自己獨特的「直接行動」認識。他支持六十年代末的日本的「全共鬥」學生運動，他認為那是一場觸動日本戰後社會體制和個人精神向度的深刻革命。

他對紅衛兵的支持，同樣基於自己的「直接行動」認識。

但他在上海接觸的紅衛兵，除了有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盛氣凌人之外，對《毛語錄》的理解，囫圇吞棗，更談不上獨創性的認識。

高橋訪問了廣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五大城市及周圍地區。漸漸地，他對工人組織的混亂，對紅衛兵破壞文化傳統，進而對偶像崇拜毛澤東感到憂慮。
高橋於1971年39歲英年早逝，他沒有看到林彪摔死溫都爾汗，沒看到打倒「四人幫」，沒看到文革雖然表面結束，但「文革2·0」正在進行中。從1966年文革全面爆發算起，今年正好過去了整整一個甲子-這場由毛澤東發動的全國性政治運動，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與動蕩。至今，作為極端的政治思維方式、社會動員模式和意識形態，仍然深刻影響著當今的社會運作與政治生態。

1969年底，高橋創作了一部寓言性質的短編小説《革命的化石》，深刻地反映了他對政治狂人與時代迷惘的幻滅感與冷靜審視後的政治觀。

小說開頭是一位「衰老的恆星放射出紅色的向量一般的老革命家，他的臉泛著赧紅」。
對著在革命紀念植物園玩耍著的孩子們講述輝煌的革命往事：

「克服了多少重重困難啊。」

「那已經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若你們願意聽，我可以講講……」

沒有人回答。孩子們用前年才發明的「瞬間繪具」，像噴灑漆料似地向虛空作畫；又用空氣凝結器，各自隨心所欲地在空中塑造雕刻。庭園一隅，彈奏無弦琴少女，她的指尖所流露出的憂鬱思念，傳達到了老人身上。

「抵抗得最頑強的，正是那些人道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

老革命家的表情掠過一絲微妙的陰翳。因為，在他的身上，仍然保留著老一代的感情。

「雖說是敵人，但也確實有其令人佩服之處呢。所以，在革命紀念碑後方的墓地裡，至今仍保存著那些傑出反動派的肖像吧。你們看過了嗎？」

孩子們依然沒回答。

「在那個時代，流血終究還是無法避免的。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雖然是在沒有痛苦的情況下被還原為無機物，但也有不少人拒絕了我們那種慈悲的物質還原刑，而選擇了自殺呢。」

革命者對舊體制的基本理念——「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舉起抗爭的狼煙，因為「在當時那種貧弱的生產技術與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之中，這原本是一種不得不然的道德；然而，由於他們反而被自己所創造出的社會逆向制約，因此始終不願承認，人類尚且存在著下一個階段」。

老革命家滔滔話癆，孩子們不聽也聽不懂。總之，他們的革命理想雖然實現了，但隨著革命理論的日益極端化，掌權後的這位老革命家被逐出權力的中樞，最終流落街頭，當他自言自語沉湎於舊日回憶時，

革命政府監察委員會派遣來的士兵，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

老革命家幾乎是在毫無聲息之中被包圍的；直到肩膀被槍托輕輕一戳，他才察覺。

「你們這是做什麼？」老革命家問。

「逮捕你。」指揮官答。

「荒唐，我根本沒有犯下任何罪行啊。」

「不，你犯法了。」

「一派胡言。」

老革命家忽然被一種久已遺忘的憤怒情感攫住了。那是一種令人懷念的情感——既是苦惱的泉源，同時也是在世界尚未墮入如今這種豐饒的虛無主義之前，最具有人性的感情。

孩子們則各自茫然地仰望著虛空中的某一點，彷彿能感受到宇宙盡頭星雲爆裂的震動一般。

不，無論孩子們究竟被什麼吸引了注意力，他們理應也看得見：就在身旁，一位老人正遭受莫須有的嫌疑，被監察委員會的士兵團團包圍。

然而，沒有一個人問一句「怎麼了？」對於正在身邊發生的事件，所有人都漠不關心。

「我究竟犯了什麼罪？」老人追問。

「銀河時間十四時八分二秒，宇宙中繼局應已向全世界通告：緊急法令開始施行。這裡現成就有電視。」

「什麼法令？我根本……」

「無論知曉與否，法律都適用於違法者。」

「總之，到底是怎麼回事？　告訴我吧。」

「這份逮捕令上已經寫明了。法令第四億五千萬六千八百十一號——禁止一切與人類進步無關之無用思考的法令。違反者將被還原為非思考性物質。」

「這是對人權的蹂躪——不，是對存在權的蹂躪！宇宙權法不是應該承認：一切遵循物質恆存法則之物質的存在權，以及覺存者使其自覺之自我諸性質得以延續的持續權嗎？」

「膽敢負隅頑抗嗎？」指揮官舉起了槍。

「等一等，今天本來應該是革命紀念日啊。在革命紀念日裡，向下一代講述一些往事，為什麼竟會……」。

「警告你。像這樣的辯解本身，就已屬於被禁止的無用思考。無用思考乃是違反能量恆存法則的能量『無化』。再次警告。若不立刻停止，將把你還原為非思考性物質。」

「我只不過稍微回顧了一下過去而已。而且，我真的沒有注意到法令的發布啊。你們大家有聽見嗎？」

當老革命家如同求援一般回頭望向孩子們時，指揮官高喊了一聲：

「妨害公務執行！」

士兵們的槍口頓時射出了蒼藍色的光線。

僅僅一瞬間，老革命家便保持著半蹲的姿勢，凝固成了一尊蠟白色的塑像。

日暮降臨，孩子們紛紛離開了植物園。

然而，唯獨那位一直彈奏著無弦琴的少女留了下來。她在黑暗之中，停步於老人那悲哀的化石之前，久久凝視著那尊塑像。

她在塑像腳邊蹲下，再次開始彈奏起無弦琴那無聲的旋律。

無用的思考是被禁止的。少女什麼也沒有說。可是，周圍卻彷彿瀰漫起某種難以言喻的氣息。若將之翻譯成語言，大概便會是這樣的低聲細語吧：

「可憐的老爺爺。我其實提醒過您法令已經發布了，可是您太沉醉於自己的往事之中了。像是不願再回到現實。所以，我才悄悄地讓您繼續說下去。雖然您的那些故事，我早就聽膩了；但是，當您講述往事的時候，臉上的神情卻顯得異樣地幸福呢。」

隨著少女那無聲無弦琴調子的高昂迴旋，不知為何，不可思議地，暗夜裡，那座老人的塑像眼中竟流下了淚水；而後，彷彿逐漸融化一般，整座塑像沒有留下任何醜陋處刑的殘骸，就那樣，消失於虛無之中了。

小說到此而止。

那位老革命家是誰呢，難道是隱喻毛澤東的下場嗎？難道高橋已經預測到文革的結局了嗎？
至今，經過特殊化學防腐處理的毛澤東的屍體仍在供公眾瞻仰，象徵著毛政權合法性的繼承與國家意識形態的核心。

 延伸閱讀 

日本作家與文化大革命(2)—四作家的《抗議聲明》與三島由紀夫的前瞻性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