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仍然書寫六四？ It's my duty. 

「Why did you join the 1989 demonstrations?」

「It's my duty.」

這句簡短得不能再簡短的回答，出自一部有關六四事件的紀錄片。當鏡頭前的人被問及為何要走上街頭，參與那場改變中國命運的民主運動時，他沒有長篇大論，也沒有激昂口號，只平靜地說出一句：「It's my duty。」

我的責任，37年過去，這句話依然深深留在我的腦海之中。 

香港人與六四

我不是1989年北京街頭的學生，也不是天安門廣場上絕食的青年。當坦克履帶輾過長安街時，我甚至尚未有能力理解那場震撼世界的悲劇。然而，作為一個香港人，我的成長歲月始終與六四紀念活動相伴。每年六月四日，維園的燭光、悼念晚會上的歌聲、那些來自北京學生領袖與死難者家屬的故事，構成了我對中國民主運動最初的認識。

對許多香港人成長的一代而言，六四從來不只是歷史課本上的一頁，而是一種公民教育。它提醒我們，原來曾經有一群最優秀、最有理想的中國年輕人，願意為了自己國家的民主與自由站出來。他們並非什麼外國勢力，也不是什麼顛覆份子，而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頂尖學府的學生，是那個年代中國最具理想主義色彩的一群青年。

然而，他們最終等來的不是對話，而是坦克；等來的不是改革，而是子彈，因此六四民主運動成為了一代香港民主運動人士的終極夢魔。

沒有六四燭光後的香港

近年來，當香港已經無法再公開舉行大型六四悼念活動，我曾經擔心，六四會不會真的逐漸被遺忘？當紀念館被關閉、燭光晚會消失、相關書籍下架之後，真相是否終究會被時間掩埋？

但令我意外的是，今年六月前後，我在社交平台 Threads 上看見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簡體字留言。有人說：「我第一次知道六四原來是這樣。」有人說：「以前只知道這天網路會封鎖一些詞語，完全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也有人說：「學校從來沒有教過。」更有人震驚地表示，自己從小接受的教育告訴他們，中國的發展與穩定來自黨的英明領導；但當他們第一次看見1989年的照片與紀錄片、第一次看見那個站在坦克前的身影、第一次知道那些死去的人其實是要求民主與反腐敗的學生時，他們感受到的震撼，幾乎顛覆了整個成長過程中建立的世界觀，因為這與他們從小接受的愛國主義教育完全相反。

他們被告知國家永遠正確，卻第一次知道，國家也曾經向自己的人民開槍；他們被告知歷史是一條不斷走向偉大復興的道路，卻第一次知道，原來這條道路上埋藏着如此巨大的傷痕。這些留言讓我明白了一件事：歷史並沒有真正消失。即使有人試圖刪除它、封鎖它、禁止談論它，它依然會透過不同形式被重新發現。尤其在人工智能、翻牆工具、社交媒體與去中心化資訊傳播愈來愈普及的今天，封鎖資訊的成本正不斷提高，而接觸真相的門檻則持續下降。

當年需要冒着風險才能接觸到的資料，如今可能只需要一次搜尋、一段影片、一篇貼文，便能讓另一個年輕人開始追問：「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而這正是持續書寫的重要性。

越多人沉默 越要有人說真話

很多人會問：事情都過去那麼久了，為什麼還要提？因為歷史並不是天然存在的。歷史需要被記錄、被閱讀、被傳承，當沒有人再提起的時候，它便會慢慢死亡。如果有一天，我們不再紀念六四；如果有一天，我們不再討論那些學生、那些市民、那些死難者；如果有一天，所有人都選擇沉默，那麼更多真相將會在網絡的歷史洪流之中被徹底淹沒。

新一代中國人將不會知道，曾經有那麼一群年輕人，相信民主可以改變國家；他們不會知道，曾經有那麼多雙充滿理想的眼睛，在廣場上望向未來；他們不會知道，那些年輕人曾經真誠地相信，中國值得一個更自由、更開放、更公平的明天，而那些眼神，也將永遠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之中。

因此，我仍然書寫六四，不是因為我以為一篇文章能改變什麼，也不是因為我認為自己比別人勇敢。而是因為當越來越多人選擇遺忘的時候，總要有人繼續記錄；當越來越多人選擇沉默的時候，總要有人繼續說話。正如當年那位受訪者所說：

「It's my duty。」

對他而言，走上街頭是責任。對今天的我而言，保存記憶、傳播真相、延續民主運動的故事，同樣是一種責任，因為歷史從來不是屬於過去，而是屬於未來。只要還有人願意閱讀，只要還有人願意追問，只要還有人願意記得，那些曾經在1989年夏天燃燒過的理想，便不會真正死去。

而繼續書寫六四，正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責任。

「It's my duty。」(編輯：陳文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