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耀南專欄》 從追覓風波看基金招商：地方政府激勵如何製造下一個資本幻覺

追覓科技最近引發的爭議，表面上是一家公司、一位創辦人和一場資本風波；往深處看，卻是中國地方政府招商引資模式變形後的集中爆發。

不只是企業風波，而是制度問題的集中爆發

一家年營收尚未真正站上巨型企業層級的公司，卻喊出幾年內從千億到萬億的宏大目標；一家原本做掃地機、洗地機和智慧家電的企業，突然出現兩百多個事業部、近千家關聯公司，業務從智慧家居、機器人、汽車、手機，一路延伸到奶茶、啤酒、房車與房產中介。這若只是企業自己的錢，最多是創辦人的冒險；但若背後大量連結地方國資、政府引導基金與返投機制，就不再只是企業風險，而是地方治理風險。

土地退場，基金登場：招商工具的世代交替

追覓事件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俞浩是不是「中國馬斯克」，而是它揭開了一個更大的制度問題：當傳統土地招商、稅收優惠與補貼政策逐漸被中央約束後，地方政府並沒有停止招商競賽，而是把工具換成了產業基金。

過去幾十年，中國地方政府靠招商引資推動經濟增長。從「三通一平」到「七通一平」，再加上土地優惠、稅收返還與各類補貼，地方政府用低成本要素吸引企業，換取產值、就業和稅源。這套模式曾經有效，也支撐了中國經濟高速成長。但它同時侵蝕國家稅基、造成地方惡性競爭，並在土地財政退潮與地方債壓力上升後難以為繼。

中國中央近年要求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限制地方以稅收優惠和補貼破壞公平競爭，正是因為舊模式已經卷不下去。但地方政府的招商壓力沒有消失。政績考核、產業升級、就業與稅源壓力仍在，於是新的工具出現了：基金招商。

追覓的擴張方程式：地方國資為燃料，故事為引擎

所謂基金招商，表面上比補貼更現代，也更市場化。地方政府出資設立政府引導基金或產業基金，再由市場化機構管理，投向重點產業。理論上，這是「政府引導、市場運作」；實務上，卻常常變成「政府出錢、企業講故事、基金做包裝、地方拿政績」。

政府引導基金有雙重目標：一方面要保值增值，追求財務回報；另一方面又是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要服務招商、產業升級與官員政績。這種雙重目標本身並非錯誤，但一旦地方財政焦慮與招商KPI疊加，基金就容易偏離市場投資邏輯。

返投機制正是在這裡變得普遍。地方政府出資設基金，往往要求被投企業把一定比例的資金、業務、子公司或產能落回本地。表面上，返投保障地方利益；實際上，它也可能扭曲投資判斷。基金投一家公司，不一定是因為它最有市場前景，而是因為它願意把項目落在本地；企業拿一筆錢，也不一定是為了真正做產業，而是為了滿足落地條件、完成估值敘事。

追覓爭議正好踩在這個制度斷點上。根據媒體報導，追覓相關資本平台與多地地方國資合作設立產業基金，地方政府與國資平台是重要出資方。俞浩也曾在受訪時提到，相關募資中「二成自己出，八成地方政府出」。若這個說法成立，追覓的高速擴張就不只是企業內部賽馬，而是一套以地方政府基金為燃料的擴張機制。

這套機制的吸引力很清楚。地方政府拿到明星企業與硬科技敘事，可以宣稱引進了機器人、AI、智慧家居、新能源、汽車等未來產業；追覓拿到低成本資金、地方背書與項目落地空間；創辦人與管理層則能把龐大的事業版圖包裝成「生態」，在Pre-IPO融資與資本市場估值中講出更大的故事。

三本帳必須對得上：產品、資本與國資的同步審查

問題也正在這裡。當一家企業同時孵化兩百多個事業部、註冊大量子公司，且多數項目成立時間很短，外界自然會追問：這些公司到底是真實業務，還是招商載體？是真產能，還是返投安排？是產業鏈布局，還是估值工程？如果地方國資投進去的資金，最後只是支撐一批尚未驗證的項目公司，那就不是市場化創投，而是公共資金陪企業買彩票。

企業可以試錯，但地方國資不能無限試錯。創業者可以相信「只要一個項目爆了就成功」，但國資委不能把公共資金押在機率遊戲上。民間風險投資若失敗，承擔損失的是投資人；地方政府基金若失敗，最後承擔成本的可能是地方財政、國資平台與公共部門。

這也是為什麼近期有地方開始摸排轄區企業與追覓的合作情況，內容包括合作項目、資金投入、財政及國資投入、目前經營情況等。這些問題不是在問追覓的產品好不好，而是在問地方政府的錢去了哪裡：項目是否落地？廠房是否建成？產能是否投產？收入是否真實？地方國資是否只是買進了一堆還沒有經營實績的公司殼？

中央對政府投資基金與私募基金的監管語言也在轉向。國務院辦公廳近期文件明確提出嚴控新設政府投資基金、縣區原則上不得新設，並強調防止政府投資基金偏離功能定位，防止國企投資基金失管失控與國有資產流失。這套語言放在追覓事件旁邊，指向性非常清楚：中央已經意識到，地方基金招商正在成為新的風險入口。

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看，追覓風波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官員激勵、企業活力與財政約束三者失衡後的產物。地方官員需要發展經濟，這本身沒有錯；中國經濟過去的成功，也確實來自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但當官員激勵仍然要求「做大項目、做強產業、做出政績」，而財政能力卻大幅下降，地方政府就會尋找更隱蔽、更金融化的工具延續招商競賽。

追覓若成功，地方政府會說這是基金招商的勝利；追覓若失敗，地方政府則要回答一個尷尬問題：當初到底是投資，還是補貼？是市場判斷，還是政績衝動？是產業升級，還是被企業故事牽著走？

俞浩被禁言、追覓被摸排、嘉美包裝股價反轉，以及Pre-IPO融資窗口期的市場質疑，其實都在指向同一件事：資本市場和監管部門開始不再只聽故事，而要看帳本。追覓的產品帳、資本帳、地方國資帳，三本帳必須對得上。

追覓事件的教訓，不應該只是把俞浩塑造成另一個「壞企業家」。真正要追問的是：為什麼地方政府如此渴望相信這類故事？為什麼基金招商會變成新的政績競賽？為什麼公共資金會在硬科技、新質生產力、AI、機器人等華麗名詞中降低風險警覺？

當官員需要政績、企業需要資金，公共資金就成了賭注

這不是市場失靈而已，也是體制激勵的問題。當地方官員的升遷壓力、地方財政困境、產業升級的政治語言與企業家的融資需求結合在一起，政府就不再只是裁判，而成為出資人；企業不再只是市場主體，而成為招商工具；基金不再只是投資工具，而成為政績載體。

追覓風波最大的意義，正在於它可能標誌著這一輪基金招商狂飆的轉折。過去地方政府用土地和稅收優惠招商，後來被中央叫停；現在地方政府用產業基金招商，也正在迎來監管收緊。這不是否定政府引導基金本身，而是要求它回到真正的功能定位：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而不是投故事、投概念、投地方政績。

在中國，企業家最大的誘惑，是把自己的夢包裝成國家戰略；地方政府最大的誘惑，是把自己的焦慮包裝成產業升級。追覓事件把兩種誘惑放在同一張桌上，結果就是一場由公共資金撐起的高估值幻覺。

俞浩最後會不會倒下，還不能下定論。追覓主業是否足夠強、地方項目是否真實落地、Pre-IPO融資能否通過市場檢驗，都還需要時間。但可以確定的是，地方國資盲目追逐明星企業、明星企業借地方國資快速膨脹的時代，正在遇到中央監管和市場盡調的雙重煞車。

真正被審視的，不只是追覓，而是中國地方政府下一階段還能不能用正確的激勵方式發展經濟。企業活力需要保護，官員積極性也不能被徹底壓垮；但公共資金必須有邊界，招商競賽必須有紀律。否則，每一個追覓式神話的背後，都可能是一筆尚未爆雷的地方財政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