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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是飄來的,自由且永遠年輕——評《一個七十年代青年回看搖滾樂》

2026-07-13 18:26(07-14 08:37更新)
作者:徐全
《一個七十年代青年回看搖滾樂》封面( 圖:作者提供)
《一個七十年代青年回看搖滾樂》封面( 圖:作者提供)

在生活中整理「耳朵的審美史」

 偶得舒國治老師贈其新作《一個七十年代青年回看搖滾樂》,展閱深思,幽懷無限。這是一本出版於2025年末的文藝評論集,收錄文章多數曾發表於過往報刊,經重新整理結集成書。乍看是一本談搖滾樂的書。細讀後卻發現它真正整理的是作者數十年來「耳朵的審美史」。

書中沒有艱深的樂理分析,也沒有刻意建立某種音樂評論體系,而是透過很平易近人的文字,回望自己在成長歲月中與西洋音樂相遇的過程,記錄那些搖滾旋律如何進入自己的生命,又如何逐漸塑造自己的文化品味與審美判斷。因此,它不僅是音樂評論集,也是文化回憶錄,更是關於聆聽經驗的總結。

《一個七十年代青年回看搖滾樂》真正迷人的地方,在於它讓讀者重新看見196070年代台灣社會的西洋音樂生活。作者一次又一次寫到台北中華商場,寫到馬路上的唱片行,寫到當年一間間販售唱片、卡帶與樂譜的店家,也寫到那個年代大量印行的歌本如何影響人們理解歌曲。那是一個資訊遠不如今日發達的年代,一本歌本、一張唱片,甚至一家唱片行,都能成為一個青年認識世界的入口。

舒國治在書中提及當年的空軍電臺播放大量英文歌曲。對許多人而言,收聽空軍電臺並不只是娛樂,更是一種學習英語的方法。人們一面聽歌,一面查歌詞、記單字、模仿發音,在旋律中完成語言教育。今天回頭來看,那樣的文化生活其實依然在繼續,音樂從來不只是娛樂,它也是知識、教育與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是打開西方文化之門的鑰匙。

因此,「耳朵的審美史」就是在日常中尋找美學的生活史。《一個七十年代青年回看搖滾樂》所記錄的文化風景,讓人看見,一座城市以及台灣在當年是如何透過唱片、廣播、書店與街道,累積出自己的文化氣質。而且這種氣質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

 音樂史的文化反思

《一個七十年代青年回看搖滾樂》另一個令我深有共鳴的地方,是對音樂文化的反思。

書中特別提到,歌曲具有時代格調,而格調背後是一種文化傾向。當社會追求簡潔、直接、現代的生活方式時,它會孕育出符合這種精神的音樂。二十世紀中葉的西洋流行音樂與搖滾樂,正是這種產物。

相較之下,近代中國藝術歌曲雖然大量吸收西方作曲技法、和聲學與聲樂技巧,卻往往更重視傳統形式與體例,形成了一種近乎學院化的審美。這並不是藝術歌曲不好,而是在現代社會裡,人們追求的往往不是形式的繁複,而是情感的直接流露。當技法逐漸凌駕於表達之上,作品反而容易失去現代生活所需要的簡潔感與真實感。這也是《一個七十年代青年回看搖滾樂》最有意思的地方。它並沒有否定古典音樂或藝術歌曲,而是在表達這樣一種看法:音樂終究是文化的產物,而文化永遠隨著時代流動,追究簡潔和自由,這種觀念存在於很多人的思維中,而且是無意識、天然的。

進一步思之,從音樂到文化,到思想與哲學,近現代中國並沒有真正突破文化的封閉圈,而是仍然在農耕文明形成的傳統至上主義中打轉。1980年代的中國思想解放運動和當時的中國搖滾樂結合,提倡個體主義精神和解放,曾經試圖反思甚至解構過這種傳統壁壘,但終究是不成功。所以1990年代初期尋根文化、尋根文學的興起,又將文化拉回了傳統至上的美感中。這種美感注重細節、強調紛繁、結構非常宏大。電影如此、文學如此、戲劇如此,音樂當然也是如此。

 不朽的自由靈魂:「音樂是飄來的」

我尤其認同書中提出的一個觀點:「音樂是飄來的。」這句話幾乎可以作為整全書的核心。

作者所理解的搖滾樂,並不是狹義上的某一種曲風,而是一種自由開放的文化精神。他所說的搖滾,包含藍調(Blues)、爵士(Jazz)、民謠(Folk)、小曲(ballad)、古調(traditional)等各種不同音樂形式。真正喜歡搖滾的人,不會只聽搖滾;真正理解搖滾的人,也要先理解各種音樂。

不同音樂體裁的差異,不是一道道疆界,而是不斷彼此流動、彼此借用、彼此影響。它像風一樣飄來,也因為如此,永遠保持年輕。

在近代中國音樂史中,在黃自等作曲家的努力下,大量吸收西方作曲、和聲與配器技法,建立起近代藝術歌曲與嚴肅音樂的創作傳統。另一方面,1930年代的流行音樂在人們印象中,則長期與上海百樂門、大世界等娛樂場所相連結,始終帶有某種消費主義色彩。但那是二者並不相悖、可以共存的年代。

在二十世紀世界共產革命的浪潮下,搖滾樂與流行音樂又被貼上「不合時宜」的標籤。十月革命後的蘇聯,長期禁止搖滾樂。這使得蘇聯社會逐漸形成地下搖滾文化。這些地下搖滾樂隊與地下酒吧相結合,構成了不同的文藝團體。莫斯科當局組織各種糾察力量,試圖進行嚴厲打擊,但收效甚微。最荒誕的,是打擊搖滾樂的蘇聯糾察隊成員,最後也喜歡上了搖滾樂。

中國大陸的情況更有趣。毛澤東時代的官方一開始根本不拿搖滾樂當回事,覺得這連藝術都算不上,當「大毒草」接受批判的資格都沒有。所以在1960年代和文革初期的很多部隊大院裡,幹部子弟、大院子女們透過外國留學生、海外關係,搞到一批批西方搖滾唱片例如披頭士The Beatles,一起欣賞。文革中,喜歡搖滾樂的大軍隊伍裡,副統帥林彪的兒子林立果,時任中共空軍作戰部副部長,是搖滾樂的鐵桿粉絲。他對搖滾的熱愛,帶動了部隊大院很多人對搖滾的興趣。後來成為中國搖滾鼻祖的崔健,也是在這股部隊大院搖滾風之中成長的。

和蘇聯有地下文藝沙龍一樣,很多中國人特別是青年學生、文藝愛好者也會組織文藝詩歌團體,比如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X社。另一個有名的就是「太陽縱隊」。在這些團體中,披頭士的音樂是凝聚成員情感的重要工具。後來,X社和太陽縱隊都被查辦。郭世英被紅衛兵折磨致死。太陽縱隊的張郎郎,披頭士的愛好者,被關進了監獄,差點遭遇死刑,直到文革結束才獲平反。所以理解現當代中國大陸搖滾樂,不能只從1970年代末開始書寫,它有很豐富的前世故事。

這裡有兩個現象尤其值得藝術史與文化史深入探討。對蘇聯而言,即使是赫魯雪夫解凍時期,文學創作獲得一定程度的鬆綁,但對搖滾樂的限制卻依然十分嚴厲。何以莫斯科對搖滾如此戒備而超過文學?其次是,在同時期的西歐與美國,搖滾成為青年文化的重要象徵,也是左翼社會運動、反戰運動與民權解放的重要符號。同樣是左翼的語境,為何對搖滾產生如此截然相反的理解?這很值得藝術史、文化史與思想史深入探索。

如果在音樂中找答案的話,那麼搖滾也好,爵士也罷,發展至今,早已成為可以自由運用的風格。這是和文學之間的巨大差異。記得年少時參加青年管樂隊,排練名曲In the Mood。當節奏放慢後,原本充滿搖擺感的作品,竟轉化成帶有抒情氣息的另一種風貌。同樣的旋律,只要節奏不同,便能展現完全不同的情感。也記得曾偶然聽過中國大陸某交響樂團改編粵語歌曲《萬水千山總是情》。透過重新配器,加入大量藍調色彩、切分節奏與長號滑音,使原本抒情的歌曲,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現代感。

這些體驗都說明,一首歌曲的風格並非完全由旋律決定,有時也取決於節奏、配器、音色與演奏方式。無論是東西方民謠、宗教音樂,還是藝術歌曲,都可以經由重新編曲而呈現搖滾、爵士或藍調的氣質。說到底,搖滾是一種體裁與風格,而不是固定不變的標籤。這就是不朽的自由精神,可以隨處飄蕩。

讀完《一個七十年代青年回看搖滾樂》,想起2020年冬天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園欣賞「眷戀臺灣——遷臺歷史記憶庫音樂會」時的記憶。當晚,台灣原住民歌手璽恩演唱了中國大陸音樂人邢天溯創作的《月光》,但進行了一定的修改。歌曲引子採用德布西(Claude Debussy)《月光》的旋律,進而接上女聲獨唱;間奏時由童聲合唱團唱出李叔同《送別》的前八小節,待旋律反覆時,換成了搖滾電聲樂隊的演奏。而副歌的部分,是全場大合唱,把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音樂形式自然串連在一起,是一種很自由的飄蕩感。

搖滾的確是一種自由流動、隨風而飄的精神。它最迷人的地方,在於始終保持開放,能夠吸收新的養分,所以也始終保持自由。即便中華商場消失了,老唱片店關門了,即便在太陽縱隊很多成員失去自由的日子裡,搖滾的精神都曾經陪伴他們收藏了生命中最具活力的回憶。因為不論在哪裡,人們因為音樂而不斷探索世界、追求自由的心情都不會改變。因為音樂是飄來的,熱愛音樂的人,也永遠年輕、永遠自由。

作者》徐全  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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