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漲潮落 港大學苑停運與香港學運的隱蔽轉型

2026年6月28日，擁有74年歷史的香港大學學生會官方文字媒體《學苑》（Undergrad），因兩度公開招募新一屆編輯委員會不果(斷莊)，宣告正式停止運作。這份成立於1952年的刊物，曾被視為香港學運的思想中樞，其終章卻以極短的〈停運啟事〉和一句「歷史洪流自然的潮漲潮落」作為註腳。

《學苑》不單只是一份校園報章，更是香港戰後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推手、論述者。在香港大學（甚至香港整體）這處以英語為尊、旨在培養殖民地專才的知識工廠裡，《學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異數。

1960年代，在港英政府以英文為唯一官方語言的背景下，《學苑》率先提出「中文應與英文並列為官方語文」，發起了當代史上首次維護中文的「中文運動」。這在歷史意義上，是香港人首次集體地、自覺地透過母語追問自身主體地位的起點。

1970年代是香港學運的鼎盛時期，《學苑》在「保衛釣魚台運動」、「金禧事件」、「反貪污，捉葛柏」運動，以及爭取校政民主化中，均熱心參與，作為「知識份子」，他們為社會運動帶來了「意識型態」的、論述的、賦權。

1980年代，在香港前途問題懸而未決之際，《學苑》曾悲觀地指出：「若內地政制發展沒有光明，香港的民主將沒有出路。」 30年後回望，這句話竟成了精準得令人痛心的預言。同時，它亦關注同性戀平等權利等社會邊緣議題，其視野早已超越校園圍牆。

自1990年代起，《學苑》成為香港集體記憶的重要載體。不論是1996年詳實報導八九民運始末的《五彩石》特刊，還是每年洗刷「國殤之柱」的行動，維持記憶、革新記憶的論述，始終是《學苑》最重要的使命。

2014年，學苑編輯委員會出版「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專題並輯錄成《香港民族論》。這部作品將原本隱藏在民間的焦慮，提煉成可以辯論、承傳的學術概念，迫使當權者正面回應香港人是誰以及命運自決的問題。2015年，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學苑》，反倒使《香港民族論》成為全城搶購的搶手貨。說實話，對筆者這位2000年出生的學生而言，學苑對我的影響，使我走上政治路的影響，遠比早幾年解散的《蘋果日報》要來得深遠許多。學苑之停運，也遠比蘋果使我更感神傷。

《學苑》宣告解散的直接原因是「斷莊」，即無人願意接任編委。但當然，原因並不是表面那麼簡單。

首先是上層組織的瓦解。2021年7月，港大校方宣布不再承認學生會的地位，隨後，學生會會址被收回，學生代表更面臨嚴重的法律指控。當學生自治的架構被連根拔起，《學苑》失去了行政與經濟支柱。其次是言論成本越發高昂。在後國安法時代下，辦《學苑》已不再僅需熱血和時間（大學生唯一擁有的事！），更需要隨時可能賠上前途甚至人身自由。香港學生運動的衰落，也正常不過了，成本高昂、回報低的投資，有哪人願意做？

隨著《學苑》這類官方文字媒體的消亡，香港學生運動與公民反思並不會消失，而是會無奈地走向「地下抵抗」與「日常抵抗」的幽敝文本（Hidden Transcripts）領域。

以往，《學苑》作為校內的「第四權」，能夠公開監察權力、效忠真相與良知。失去公開平台後，對權力的質疑將從報刊文字轉化為更隱蔽、更日常的實踐。這種抵抗可能體現在對校園瑣事的冷消極、對官方敘事的私下解構，以及在不被監控的小圈子中持續不服從。

當前的沈默（不哭港大、不公開悼念）並不代表傷痛消失，而是沈默者學會了在風險社會中保護自己。這種「沈默的抵抗」本身需要我們進入「幽敝文本」（hidden transcript）裡閱讀和分析。雖然表面上 public transcript（公開文本）呈現出一片祥和，但在私人空間、加密通訊或流亡者的論述中，關於「香港主體」的追問與記憶仍在持續。

《學苑》啟事中提到新時代媒體「或會以未知的方式到來」。這暗示了未來學生運動的去中心化趨勢。沒有了官方編委，學生可能轉向分散的自媒體、短暫的地下刊物，或是更具流動性的社群傳播。雖然失去了《學苑》長達74年的品牌權威感，但這種分散式抵抗更難以被系統性地「連根拔起」。「學生運動」，始終根植於學生本身，而不是制度，只要一日香港學生的民主本土之心不死，香港學生運動絕不會完結。

香港學生，絕不是任人魚肉的愚者，在即興、臨時起意、地下抵抗、嘲諷、正規合法的「假意配合」當中，新時代的學生運動，就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