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向前行，但我不知道怎樣行

我想向前行，但我不知道怎樣行。

筆者第一次看見這句話，是在獨立媒體的專訪裡。

沒有成功學，沒有「重新出發」四個字，也沒有笑著說一切都會好的。就只是這一句，像是說給自己聽多過說給讀者聽。

易卓邦，大家叫他Auman。讀過法律，做過YouTuber，北韓的片子有過百萬點擊。然後2019年11月，香港理工大學外那個夜晚，他在場，被捕，踢保，再被捕，暴動罪名成立，判刑50個月。出獄時已經30出頭，頻道靜止了幾年，世界不是他離開時的那個樣子，他也不是。

很多人出獄後第一件事是急著證明自己還在。他沒有。他去走了西班牙朝聖之路，用33天走完779公里。不是因為宗教，是因為在那條路上，沒有人知道他是誰。沒有訂閱數，沒有留言，沒有任何人問他「你係嗰個Auman？(你是那個Auman？)」，只有每天走路，只有自己。

他在大紀元的訪問裡說，旅程開始時帶著一種強烈的慾望，覺得自己必須找回些什麼。走到後來才發現，心底最重的恐懼是想證明自己——「我好像已經浪費了3年時間，到底我該怎麼樣才能無悔於一直走來的自己？」這句話讀起來很熟悉。不是因為坐過監，而是因為這種感覺，經歷過2019年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過。

那幾年，很多人被推到聚光燈下，也有很多人被淹沒進去。運動的語言把所有人都變成了某種角色——前線、和理非、離港、留港，每個標籤背後都是一套期待，一套「你應該要怎樣」。後來事情過去了，燈熄了，鏡頭收起來了，剩下的是什麼？很多人說不清楚，只是覺得很累，又說不出累在哪裡。

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在《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裡說，人的一生像站在舞台上，我們根據不同場合扮演不同角色。他說的是日常生活，但社群媒體把這件事放大了一百倍——舞台變成24小時，觀眾永遠在線，而且觀眾喜歡的是角色，不是人。Auman做YouTuber的時候，大家記得的是北韓那個Auman，是英國那個Auman，是百萬點擊那個Auman。他自己說，站到鏡頭前就會自動進入拍片模式。鏡頭不在的時候，他反而不知道真正的自己在哪裡。

這不只是他一個人的問題。

心理學家Carl Rogers在《On Becoming a Person》裡提出，真正健康的人格，是不斷靠近真實自我的過程，而不是活成別人期待的樣子。社群媒體的邏輯剛好反過來——它獎勵一致性，獎勵你把最討人喜歡的那個自己固定下來，然後一直演。演算法不喜歡你今天想安靜、明天想旅行、後天什麼都不想拍。它只想要你一直是那個它認識的你。

Auman出獄後說，他開始重新思考什麼是自由。不是宏大意義上的那種，而是很小的：今天想去哪裡，住在哪裡，跟誰說話，全部都是自己選的。這種自由，他在獄裡沒有，在某種意義上，他做YouTuber的時候也沒有完全擁有過。

研究科技與身份認同的學者Sherry Turkle在《Reclaiming Conversation》裡寫到，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愈來愈難獨處，因為一個人靜下來的時候，那些被螢幕填滿的空隙會開始說話，那些我們一直在逃避的東西會浮出來。朝聖之路做到的，大概就是強迫他一個人面對那些聲音，走到沒得逃為止。

他走完回來說：「當我不再想它時，我發現我的世界仍然很大。我仍然很年輕，我仍然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仍保有對生命的熱誠。」

這句話沒有勵志包裝，也沒有說他已經找到答案。只是說，他還在，世界還大，熱誠還在。

「我想向前行，但我不知道怎樣行。」

以前筆者會覺得，這是一種軟弱。現在覺得，這才是最誠實的說法。因為很多人其實都停在這一句話裡——不是不想走，是走了太久別人期待的路，一時忘記了自己原本想去哪裡。

不知道怎樣行，不代表不能行。有時候，先承認自己不知道，反而是真正開始走的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