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城到真好城 一個招牌背後的香港

筆者在台北的便利商店，至今仍能買到印著「日本製造」的零食。那四個字放在包裝上，是一種訊號，不用多解釋；品質、細緻、可信賴。沒有人覺得這有什麼問題，也沒有人覺得需要把它換掉。

然後筆者看見香港的消息。

在香港成立35年的日本城，宣布由7月15日起改名為「真好城」，並由零售專門店重新定位為「一站式生活平台」。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魏麗霞表示，集團經歷了35年的發展，「單一產地標籤不再反映我們當下的經營模式」。

單一產地標籤。這個解釋，說得很商業，很中性，很合理。

但筆者讀完，腦海裡第一個浮現的，不是供應鏈，不是零售轉型，而是紅底黑字，士兵舉槍，氣氛肅殺。

中日關係的緊張，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論」後再度升溫，北京旋即祭出旅遊警示，多間中國航空公司允許赴日航班乘客免費退票。這個政治氣候，香港的商界當然感受得到。在一個愈來愈需要對北京敏感的城市，一個叫「日本城」的品牌，繼續掛著這三個字，究竟是生意問題，還是別的什麼？

沒人說答案    最讓人不安

不是「日本城」這個名字有多重要，而是它消失的方式——悄悄的，包著一層商業語言的糖衣，說是轉型，說是升級，說是供應鏈多元化，說什麼都行，就是不說那個大家都在想的答案。

消息傳出後，有網民質疑改名背後係向內地市場靠攏，擔心日後貨品質素下降。街坊感受到的，往往比官方聲明誠實。

筆者在台北認識一個從香港來的朋友，她說，她最懷念的香港，不是某個地標，而是那種「可以叫日本城做日本城」的日常。聽起來很小，卻說得很準確。香港作為一個城市，它的身份從來都是雜交的——英式法律、廣東話、日本流行文化、本土食肆，這些東西並排存在，不需要解釋，也不需要向誰交代。那種自在，才是香港之所以是香港。

而現在，連一間賣家品的連鎖店要叫什麼名字，都開始變得複雜。

日本文化在香港的滲透，從來不是政治，而是生活。港人對日本的喜愛，是實實在在的：去日本旅行、買日本護膚品、追日劇、在「日本城」買廚具和洗碗精。這種喜愛，從來不帶意識形態，只是一種生活品味的選擇。但當政治氣候開始要求一切表態，連「喜歡日本」這件生活小事，都可能被解讀成立場，那麼一個精明的香港商人，會怎樣選擇？

答案寫在被封紙蓋住的舊招牌上

筆者不是說改名這件事，一定出於政治壓力。商業決定可以純粹是商業決定，零售業的困境是真實的，疫後經濟結構轉變、網購普及、港人北上消費，每一項都足以逼使品牌重新思考。但筆者想說的是，在今天的香港，商業決定與政治敏感之間的邊界，已經薄得幾乎透明。而當一個社會走到這一步，每一個「純商業決定」，都不可避免地帶著某種政治閱讀的可能。

這不是日本城的錯。這是這個城市正在經歷的事。

「真好城」三個字，笑說是「最真、最好」。筆者無從評論貨品質素，但有一件事筆者可以確定：有些東西換了名字之後，就很難再變回去。就像有些城市，改了幾個名字之後，你開始說不清楚，它原本叫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