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展暉專欄》中國粵港澳大灣區對兩岸融合發展的風險意涵

自中國於2019年2月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計畫將香港、澳門與廣東省九市（如廣州、深圳）結合，推動華南經濟一體化後；至「十五五」(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2026年至2030年)時期，粵港澳大灣區已由過去以交通基礎建設為主的區域整合，進一步提升為支撐「中國式現代化」與高品質發展的國家戰略平臺。然而，若從兩岸融合發展角度觀察，粵港澳大灣區可視為中共逐步建立跨區域、跨制度、跨市場融合治理模式的重要案例，其對兩岸關係的啟示主要有以下三個層次。

大灣區經驗對兩岸融合發展的政治意涵

第一、 由經濟融合走向制度融合的示範風險

粵港澳大灣區目前的發展路徑具有明顯的階段性。首先以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等基礎建設形成「硬聯通」，再推動產業、人才、消費、科研及公共服務等「軟聯通」，進一步處理法律、數據、金融、職業資格等規則銜接，這種模式若被中共轉化為兩岸融合政策的參照，就可能形成從基礎設施互通、經濟利益依賴、人才與生活融合到兩岸制度整合的發展路徑。

對臺灣而言，真正值得警戒的並不是單一優惠措施，而是一系列低門檻措施累積後所形成的結構性連結。

第二、 福建可能成為「大灣區經驗」向兩岸移植的試驗場

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性在於它提供中共一套跨制度融合的治理經驗；福建則可能成為將此類經驗運用於兩岸關係的主要場域。目前廈門金門、福州馬祖「同城生活圈」及「應通盡通」政策，從兩岸通水、通電、通氣、通橋等基礎建設開始，與大灣區早期「硬聯通」具有一定的政策邏輯相似性，後續若進一步擴展至產業鏈、供應鏈、人才、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及公共服務，包括推出針對金門居民的「廈金同城卡」與支付、通訊等民生優惠，則可能逐漸形成兩岸的「軟聯通」。

因此，福建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真正政策意義，不只是提供臺胞政策優惠，而可能是測試如何透過日常生活與經濟利益降低兩岸制度邊界的治理模式。

第三、 產業融合可能形成新的經濟依賴

大灣區將香港國際金融、深圳、廣州科研及東莞、佛山製造業供應鏈等功能進一步整合，目的在於形成完整的創新與產業鏈，如果類似思維運用於兩岸，可能透過兩岸產業鏈合作吸引臺灣企業、資本與人才進入中國市場。短期而言，台商企業可以在中國獲得市場、成本及政策優惠；但長期而言，台資企業人才與供應鏈節點可能與中國市場與中共制定的規則標準高度連結，兩岸就可能產生「產業整合—經濟依賴—制度融合」的連鎖效應。

臺灣真正需要防範的是「融合的累積效應」

綜言之，中國自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後，透過港版國安法、愛國者治港等政策加強對香港的實質控制，在中國威權統治下，「一國兩制」的港澳模式逐漸收攏由中共中央集中統一治理，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經驗提供中共一套以交通建設、硬體設施的「硬聯通模式」降低區域邊界隔閡，以規則、機制、標準整合的「軟聯通模式」增加民生與心理依賴，最後以制度銜接進行深度融合的治理經驗；若此模式進一步移植至兩岸，福建則是閩台融合發展重要試驗場，而其長期影響將由兩岸經濟融合逐步延伸至社會、制度與政治層面。

值得關注的是，自習近平在2019年提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後，北京官方並未公布一份完整、具法律約束力的細節藍圖或時間表，但這並不代表中共缺乏對臺治理的制度規劃，相較於一次性提出完整的「統一後治理方案」，北京更可能採取「原則先行、地方試驗、政策累積、逐步制度化」的漸進式策略，台灣應建立「兩岸融合發展」與「融合政策指標」的戰略監測機制，觀察中國不同政策是否開始彼此串聯，從個別優惠措施逐步形成完整的融合治理體系，確保臺灣維持對等尊嚴與健康有序的兩岸交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