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光社與香港民間社會

明光社近日就書店及「禁書名單」問題發聲，以往明光社一向被認為是香港社會中保守派的一員，在多項政策議題上均與其他公民團體意見相左，這次發聲令人產生如此強烈的時代錯置感，就必須先回到昔日那個仍然容許不同民間力量公開交鋒的香港。

那個可以辯論的香港

今天再說「明光社是一個保守團體」，對年輕一代來說，可能已經沒有太強烈的感覺；但對經歷過2000年代至2010年代香港社會議題爭論的人而言，「明光社」三個字幾乎就是香港宗教保守派的代表符號之一。

1997年成立的明光社，長期以基督教倫理為基礎，關注家庭、性文化、傳媒內容、同性戀、性教育及青少年問題。它最著名的公共形象，不是民主運動，也不是人權倡議，而是在社會文化議題上站在相對保守的一方。

當年的香港民間社會，其實有一條非常清晰而且活躍的「文化戰線」。一邊是明光社、部分基督教團體、傳統家庭價值組織；另一邊則有性小眾團體、婦女組織、人權團體、自由派學者及學生組織。雙方對同性戀權益、性傾向歧視條例、同性伴侶保障、性教育內容，以至傳媒應否受到更嚴格規管等問題，經常針鋒相對。

例如在同性戀及性傾向歧視問題上，自由派團體往往批評明光社以宗教價值限制少數群體權利；明光社則反過來擔心，反歧視制度會否侵害宗教自由及傳統家庭價值。雙方不但寫文章、辦論壇、接受傳媒訪問，甚至會為同一項公共政策分別發動聯署。

當時如果有人問自由派：「香港哪一個民間團體最保守？」明光社極可能榜上有名。同樣地，在色情刊物、網絡內容、青少年性教育等議題上，明光社經常主張更積極的道德及文化規管，這種取態亦令它長期受到自由派批評。對不少支持言論自由的人而言，明光社甚至一度被視為「太喜歡管別人看什麼、做什麼」的代表。

從辯論到辯護

昔日香港最大的爭議，是「政府應不應該管太多」。

今天的爭議，竟然變成「政府究竟可不可以連自己管什麼都不用講清楚」。過去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即使如何爭吵，大家至少共享一個基本制度背景：政府的政策可以公開辯論，法律可以被批評，民間團體可以挑戰官員，社會可以辯論某一條界線是否合理，這些爭論有時尖銳，有時互相攻擊，但它們本身正是公民社會存在的證明。

因為真正的多元社會從來不是所有人價值觀一致，而是不同價值觀的人都有權存在。當年的明光社與自由派，正正展示了這種張力，但今天的香港這種張力由民間團體之間改變至政府政治紅線與市民之間。

沒有左右的今天

然而，政治環境改變之後，昔日的左右光譜逐漸失去意義。

當一個社會連「政府的權力是否應有清楚界線」都重新成為需要冒風險提出的問題，從前關於性別、宗教、家庭倫理的文化戰爭，忽然顯得像另一個年代的事情。

最荒謬的是，明光社並沒有突然成為自由派。它沒有放棄自己的宗教立場，沒有忽然支持所有進步社會議程，也沒有從保守派轉型成激進民主組織。真正改變的，是香港社會的政治座標。

過去站在光譜右邊的人，今天甚至不用向左移動，只要仍然停留在「法律應該清楚」、「政府權力應受約束」、「人民應知道甚麼事情會犯法」這些昔日再普通不過的位置，轉眼之間，竟已經看起來像站在體制的對立面。十多年前，我們擔心明光社太保守。今天，我們卻可能要慶幸它仍然敢說話，這不是明光社的奇蹟，而是香港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