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明光社變了 是香港的燈滅了

前文「明光社與香港民間社會」如果談的是明光社昔日有多保守，那麼本篇要追的問題就是：為甚麼這樣一個長期站在香港社會文化保守一方的團體，到了今天竟然會成為少數仍然公開質疑政府的人？不是明光社突然變得進步，而是香港能夠公開發出不同聲音的人實在愈來愈少。

由禁書爭議開始

近期香港書店與所謂「禁書名單」爭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獨立書店面對警方調查，涉及被指具有煽動意圖的出版物；然而對書店經營者而言，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清楚答案：到底什麼書不能賣？書店亦沒有收到清楚通知，市民甚至可以在某些地方找到同一本書，那麼書店經營者到底如何判斷，某一刻把它放上書架會否突然變成刑事問題？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罕有地直接批評政府。他指出，禁書不能黑箱作業；如果政府認為某些出版物違法，就應該讓社會知道相關法律標準和理據，否則出版社、書店、讀者根本無法預計法律後果。

他甚至直言，如果權力可以在欠缺清楚標準下運作，就是破壞法治精神。放在以前，這些話甚至算不上激進，而是顯得過於保守。

當保守派成為敢言者

在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連把這些原則說出口，都可能被視為具有政治意味。更具象徵性的，是部分左派及親建制報章隨即對明光社作出猛烈批評，甚至把蔡志森的說法放進「為黑暴開脫」、「抹黑國安執法」之類的政治敘事之中。

這件事本身，其實比禁書爭議更加值得注意，因為明光社過去從來不是「黃營團體」。它既不是民主派政黨，也不是人權組織，更不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中的政治動員者。相反的，在很多社會議題上，明光社甚至長期被自由派視為保守勢力。

如果連明光社提出「執法標準應該清楚」都可以被扣上替「黑暴」開脫的帽子，那麼真正改變的，就顯然不是明光社，而是香港的政治容忍範圍。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岑子杰公開轉發蔡志森的文章如此具有象徵性。昔日兩人在性小眾等問題上幾乎站在對立兩端。然而到了今天，一個自由派人士竟然需要為自己的「老對手」鼓掌，原因不是彼此突然在價值觀上和解，而是大家開始發現，在更加根本的問題上，他們竟然站到了同一邊。

再無左中右 只有黑與白

過去香港人可以分成左派、右派、自由派、保守派；有人關心性小眾權益，有人關心家庭價值；有人要求更多個人自由，有人支持更嚴格的社會規範。但這些爭論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所有人至少有一個共同前提——我們有資格爭論，一旦這個共同前提消失，昔日所有左右之爭都變成次要。

值得警惕的是，「沒有禁書名單」未必代表沒有禁書，甚至可能產生比正式禁書制度更加廣泛的寒蟬效應。

今天，當政黨消失、民間團體解散、傳媒停刊、記者入獄、工會退出歷史舞台，一個昔日被自由派批評「太保守」的宗教團體，只因為仍然願意問政府一句「標準在哪裏」，竟然已經顯得如此突出。

「明光社」這個名字，於是有了另一重近乎殘酷的諷刺。它從來不是香港自由派心目中的「明光」。但當四周的燈一盞一盞熄滅，只要還有一盞沒有關掉，它自然就會變得耀眼。

一個連自由派都曾嫌棄過於保守的團體，竟然已經成為香港公共空間中碩果僅存、仍願意向權力發出質疑的聲音之一，這並不是明光社走得太前，而是香港退得太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