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能否換來公義？ 中港台的肉體政治與正義幻覺

看著手機螢幕上台灣社會再次沸騰的民調——每逢重大虐童或酒駕致死案，網路平台上便必定掀起一波「引進新加坡鞭刑」的熱烈連署，內心難免湧起一股詭異的時空錯位感。

鞭刑，這項直白得近乎原始的刑罰，表面上是對罪犯肉體的報復，實質上卻是一場關於國家權力、道德代償與大眾焦慮的公眾儀式。若將視線從當下的網路憤怒拉開，置於中港台三地的歷史系譜與現代演變中，便會發現「肉體疼痛」在不同的政治土壤裡，被賦予了截然不同的統治邏輯與文化意涵。

中國：從古代肉刑到體制化的「隱形痛覺」

談及刑罰，華人社會常有一種「古代肉刑極其殘忍」的歷史記憶。然而在中國法律史中，早在漢代便有「廢肉刑」的制度轉折，將黥、劓、斬趾等肉體殘害改為笞杖。統治者很早便意識到，將肉體撕裂的血腥視覺衝擊固然能威嚇鄉野，但把身體轉化為可控、可勞作的體制標本，才更符合帝國長治久安的算盤。

到了現代，中國在法理上早已摒棄了司法鞭刑，並在國際論述中高調標榜禁止酷刑。然而，這種對「肉體懲罰」的摒棄，並未走向人權主義的落實，而是將暴力「體制化」與「隱形化」。從過去的勞動教養，到如今對異見人士與邊緣群體無所不在的監控、任意拘留與精神磨蝕，國家不再需要於廣場上血淋淋地揮動皮鞭；相反，體制選擇讓不服從的身體在公共視野中「無聲消失」。

這種控制去除了刑罰的儀式感，轉化為一種高壓而漫長的日常背景。疼痛在這裡失去了訴痛的權利，成為國家機器維持絕對服從的隱形基石。

香港：殖民管治的疤痕與法治神話的建構

視線轉向香港，那座我魂牽夢縈卻暫時無法歸去的故土。許多人或許未必記得，香港直到1990年才正式廢除法定的笞刑（即鞭刑）。

在港英殖民時期，特別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殖民政府大量使用鞭刑來懲治三合會犯罪、暴動與底層華人。那是一種帶有強烈階級與種族意味的肉體懲罰，殖民當局藉由打擊華人勞工的身體，確立帝國的階級秩序與絕對威嚴。

然而，隨著二戰後香港推動現代化與制度化，港英政府逐漸將這種「野蠻」的刑罰邊緣化，並在政權移交前的1990年徹底將其廢除，順勢建構出一個成熟、理性、保障人權的「法治都市」形象。

香港人對法治的驕傲，某程度上正建立在這種將制度程序化、剔除肉體酷刑的現代性經驗之上。香港的法律文化傾向於將懲罰交由嚴謹的程序與監獄制度，而非訴諸血肉的私刑快感。

雖然近年來這座城市的制度基石遭受前所未有的撕裂，過去標榜的自由與人權外衣逐漸褪色，但香港人對「法治程序」的深刻記憶，依然構成了一種獨特的文明韌性。

台灣：威權傷痕與民粹浪潮下的痛覺渴求

反觀台灣，這座歷經解嚴三十多年、將自由人權視為立國根基的民主島嶼，卻在「鞭刑入法」的議題上展現出極其矛盾的集體心理。

歷史上，台灣曾遭受清朝杖刑與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笞刑令》的壓迫；在白色恐怖時期，威權政府更在暗室中蹂躪了無數異議者的肉體。照理說，一座烙印著如此深重肉體創傷的島嶼，理應對國家合法施加的體罰抱有極高的警惕。

然而，每當社會發生殘忍的虐童案或酒駕致死悲劇，「引進新加坡鞭刑」的聲浪便會鋪天蓋地而來。這是一種極其務實卻又矛盾的集體情緒：民眾對司法體系的不信任（對所謂「恐龍法官」與輕判的憤怒）達到了臨界點，進而轉向尋求一種最直觀、最無法被法律漏洞規避的懲罰——讓加害者痛。

在這裡，對鞭刑的渴望不再是威權統治者的壓迫工具，反而演變為民主社會中，民粹焦慮對司法失能的一種復仇宣洩。大眾試圖借用國家的皮鞭，來代償自己心中的道德正義。

當國家揮起皮鞭：疼痛能否換來真正的公義？

從身體政治的視角審視，肉體永遠是權力運作的最前線。中國將身體隱匿於龐大的體制控制鏈條中，香港曾將肉體苦難昇華為程序正義的文明記憶，而台灣則在民主自由的土壤上，流露出對肉體懲罰的原始渴望。

作為一名流亡者，我深深理解那種看見弱者受害時的無力與憤怒。然而，務實與邏輯告訴我們，將正義的實現簡化為「授權國家替大眾揮動皮鞭」，無異於將我們好不容易從威權手中奪回的身體主權，再次奉還給國家機器。

疼痛或許能帶來短暫的道德宣洩與快感，但它從未治癒過任何結構性的制度缺損。當我們開始渴望用肉體的鮮血來填補法治的漏洞時，我們或許更該警惕，那股曾經籠罩這片土地的威權幽靈，是否正藉由我們內心的憤怒，悄然復甦。(編輯：許嘉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