燭光不滅：支聯會與黃之鋒 被判有罪也抹不去的香港記憶

支聯會與黃之鋒，一個是自1989年以來守護六四燭光、堅持民主與人權理念超過30年的民間組織；一個是從14歲少年走到即將30歲，把整個青春歲月獻給香港前途的年輕人。

他們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方式，為香港的自由、公義、民主與尊嚴努力奮鬥。如今，他們都因國安法而面對沉重的法律後果。然而，即使最終被判有罪，香港人依然會清楚記得：他們是英雄。他們所做的一切，終將被歷史鄭重記載，而不是被權力任意抹去。

被判有罪，絕不代表他們的身份就此變成凡人，或淪為「低下的囚犯」。恰恰相反，這樣的判決只會成為一種更為深刻、更為持久的提醒。

它會讓後來的世代看清，當時的香港曾經出現過怎樣的腐敗政權與政策；它會讓後人更明白，努力發聲——為自己、為家人、為下一代發聲——是何等重要、何等必要；它也會讓所有人清楚知道，對抗一個腐敗的政權，從來不是可有可無的選擇，而是守護個人尊嚴、家庭未來與城市良知的必然行動。

他們的名字與事蹟，不會因為法庭的判決而蒙塵，反而會像一座座燈塔，在黑暗中持續發亮，提醒後來者：原來曾經有人如此用力地愛過這座城市，原來堅持發聲與抵抗是如此珍貴。

黃之鋒當年14歲時還是中學生，便與一群同齡人成立「學民思潮」，反對強推的「國民教育科」。他們認為那不是真正的公民教育，而是思想灌輸。少年們用罷課、遊行、佔領政府總部，把教育議題變成全城焦點，最終令政策擱置。那是他第一次讓香港看見：年輕人也可以把聲音推到台前，為城市的未來把關。

2014年雨傘運動，他成為最受矚目的學生領袖之一，與同學們在街頭守了78日，要求真普選。運動結束後，他沒有退下，反而與同伴創立香港眾志，繼續在議會內外推動民主自決、青年政策與政治改革。他們走入社區，也走向國際，一次次向世界說明香港人的處境與訴求。

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黃之鋒的努力更轉向國際倡議。他多次出訪，會見外國議員、官員與組織，把香港的故事帶到更大的舞台，爭取關注與支持。這些行動讓香港議題在國際社會獲得更高能見度。

支聯會自1989年成立以來，便成為香港人集體良知的重要象徵。每年六月四日，維園的燭光海從未間斷，風雨無阻。支聯會不只是紀念一場悲劇，更是在提醒所有人：民主、人權、自由不是抽象口號，而是必須用行動守護的價值。他們支援內地異見者、推動香港民主進程、為政治犯發聲、堅守「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的目標。

幾十年來，無數普通人透過支聯會的平台，學會了紀念、學會了堅持、學會了在壓力下仍不放棄。即使後來組織被迫解散、領導人相繼入狱，那片燭光所代表的精神，早已深深植入香港人的記憶之中。支聯會的存在本身，就是對腐敗與遺忘最有力的抵抗。

當國安法下的判決降臨，有人或許會說他們「有罪」，試圖用法律標籤定義他們的一生。但香港人知道，真正的歷史不是只由當權者書寫的。

黃之鋒與支聯會的成員們，用青春、自由、家庭與健康為代價，換來的是對真相的堅守與對未來的盼望。他們的行動，讓一整代人明白參與公共事務的可能；讓「我不想沉默」成為可以實踐的選擇；讓世界看見香港人並非逆來順受。這些貢獻，遠比任何判決書上的文字更有重量。

被判有罪，反而把他們的故事凝結成更鮮明的教材：它告訴後人，腐敗政權與惡劣政策曾經如何壓迫這座城市；它提醒所有人，為自己和家人發聲、對抗不義，是多麼重要的責任。英雄的身份，不會因此被貶低，只會因此更被記起。

在此，筆者特別想對2019年為香港努力奮鬥、最終選擇離開的各位說幾句話。你們曾經在街頭、在社區、在國際場合，用盡全力守護過這座城市。離開從來不是懦弱，而是在無奈下的另一種堅持。請繼續懷着信念生活下去。不論身在英國、加拿大、台灣、澳洲還是世界任何角落，請把那份對香港的愛、對自由的渴望、對公義的執著，好好安放在日常生活之中。教育下一代、說出真相、守住良知，本身就是延續奮鬥的方式。

判決可以限制一個人的身體自由，卻無法定義一個人的價值；政權可以暫時遮蓋真相，卻無法永遠改寫歷史。

支聯會與黃之鋒的故事，終會告訴後來的香港人：原來曾經有人如此用力地愛過這座城市；原來在腐敗與高壓之下，發聲與對抗是如此重要；原來英雄不是沒有恐懼的人，而是即使恐懼仍選擇前行的人。我們這些還記得的人，只要把這份記憶傳下去，英雄就永遠不會消失。他們的名字，將繼續活在歷史裡，活在一代又一代香港人的心中。

筆者深信，總有一日，我們可以在煲底下相見。那一天，也許還很遙遠，但只要信念還在、記憶還在、愛還在，路就不會真正斷絕。煲底不是結束，而是另一次重逢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