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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香港開始不知道什麼書不能賣

2026-09-22 10:36(09-22 10:52更新)
作者:反送中港青
民眾8月30日排隊到香港獨立書店「留下書舍」(Have A Nice Stay),在關店前向其道別。
民眾8月30日排隊到香港獨立書店「留下書舍」(Have A Nice Stay),在關店前向其道別。

8月30日,香港獨立書店「留下書舍」迎來最後一天營業。書店外排起長長人龍,市民在這個約600平方呎的空間內最後一次瀏覽書籍、聊天和道別。

這家由前《立場新聞》記者及資深媒體人於2022年創立的書店,最終在經營困難、財政壓力、租務問題及整體社會環境等因素下結業。就在一個多月前,警方曾經搜查書店,涉及涉嫌具有煽動性的書籍。單看這些原因,留下書舍的結業可以被理解為一家小型獨立書店在經濟環境不佳之下無法繼續經營。然而,把它放回香港近年的政治環境之中,這家書店的消失就很難只被視為一宗普通的商業結業事件。它更像是香港公共文化空間逐步收縮的一個縮影。

香港過去曾經擁有相當活躍的獨立書店文化。這些書店經營的從來不只是書籍生意,亦提供講座、讀書會、出版活動及各種公共討論空間。尤其對於政治及社會議題而言,獨立書店往往能夠提供主流書店不會陳列的作品,讓不同政治立場、歷史觀點及社會思想在同一個城市中並存。這種文化在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迅速改變。香港獨立書店數量下降,部分政治書籍逐漸從貨架上消失,書店經營者也開始面對更大的法律風險。

留下書舍自己承認,過去半年一直處於財政赤字之中,但它同時指出,政府始終沒有清楚說明哪些書籍可以出售、哪些書籍不能出售,書店根本不可能逐本閱讀並預測政府會如何理解某一本書。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足以產生強大的壓力。

真正值得香港社會關注的,正是這條無法被清楚界定的紅線。法律如果清楚列明禁止什麼,社會至少可以知道規則在哪裡;當政府只是不斷提醒社會存在紅線,卻沒有讓人清楚知道紅線究竟延伸到哪裡,個人和企業就會自然地採取最保守的選擇。書店不敢賣一本可能引起問題的書,出版社不敢出版一本可能受到質疑的作品,作者開始考慮某個題目能否寫下去,讀者也逐漸習慣在購買和討論之前先問一句「這本書有沒有問題」。久而久之,法律產生的影響便不再局限於被警方調查或被法院定罪的人,而會進入每一個人的判斷之中。自我審查之所以有效,恰恰在於它不需要每一次都真正執法。

這也是香港公共空間近年最明顯的變化之一。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政府多次強調法律針對的是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守法市民不需要擔心正常生活受到影響。從法律條文來看,這種說法當然可以成立,但社會真正感受到的影響往往來自法律邊界如何被理解。當三家書店因涉嫌展示或販售具有煽動意圖的出版物而受到國安警察調查,其他書店自然會重新評估自己的風險。當一本書是否「有問題」需要由經營者自己猜測,最安全的商業決定便是乾脆不要出售。這種效果甚至不需要政府正式禁止所有相關書籍,市場本身就會逐步把敏感內容排除出去。

留下書舍的歷史尤其具有象徵意味。它是在《立場新聞》關閉後成立的書店,而創辦人正是一些在香港獨立媒體消失之後失去工作的人。新聞機構提供的是即時資訊和公共監督,書店提供的是較慢、更長期的知識傳播和思想交流。當兩種空間先後受到壓縮,香港社會失去的就不只是幾間企業或幾份刊物,而是一套讓不同觀點進入公共討論的渠道。2015年的銅鑼灣書店事件曾經震動香港社會,當時五名與書店有關的出版商及書商失蹤,後來在中國大陸重新出現。十多年後,香港書店面對的環境已經完全不同,政治風險不再只以神秘失蹤這種極端形式出現,它也可以透過法律風險、商業壓力和不確定的紅線逐漸改變整個文化市場。

香港政府近年強調社會已經由亂轉治,城市正由治及興。這套政治論述當然有其政策上的理由,但一個真正繁榮的城市,不能只用經濟數字和大型基建來衡量。書店是否能夠自由經營,出版社是否敢於出版不同觀點的作品,市民是否能夠在公共空間討論具有爭議性的歷史和政治問題,同樣反映一個城市的活力。香港曾經是華人世界少數能夠同時接觸不同政治思想和文化作品的地方,這種特殊性也是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獨立書店一間接一間關門,政府需要思考的其實不只是如何維持文化產業,而是香港是否正在失去一部分曾經令自己與其他中國城市有所區別的公共文化空間。

留下書舍結業當天,仍然有大批市民排隊進入書店。這個場景本身已經說明,香港人並沒有失去閱讀和討論的需要。真正消失的,是可以讓這種需要長期存在的空間。一本書的消失或許不會改變一個城市,但當越來越多書店開始自行判斷哪些書最好不要出售,越來越多出版社開始避免觸碰敏感題材,越來越多作者在寫作之前先考慮法律風險,香港公共文化的邊界就會在沒有人正式宣布的情況下逐漸縮小。最值得香港人警惕的,正是這種安靜而持續的變化。當有一天人們已經習慣在閱讀之前先問「這本書能不能看」,在寫作之前先問「這個題目能不能寫」,香港失去的就不只是一間書店,而是一個社會對知識、思想和公共討論本來應有的信心。

作者》羅子維 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在台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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