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到撐不下去」：當青年心理困境成為制度治理的照妖鏡

「努力到撐不下去」：當青年心理困境成為制度治理的照妖鏡
2025 年 2 月初，中國大陸遼寧大連一名 28 歲碩士畢業的醫科研究生，在元宵節假期後被發現在其租屋內輕生。在她留下的手機日記中提到：「熬夜做論文、準備考試和兼顧臨床實習，我根本沒有時間喘息，我真的快撐不下去了。」據當地媒體報導，她在畢業後連續參加多場醫師資格考試，還兼職家
教與陪診，但始終難以進入正職體系，壓力持續累積(CTOLDigital Solutions)。這起悲劇迅速引發網絡討論，再度揭露了高學歷青年面對的制度性壓力與心理挫敗。
這並不是個案孤立的意外，而是一個明顯指向公共政策與治理設計漏洞的警訊。若僅把焦點放在個人情緒承受力不足上，將嚴重忽略青年所處制度環境的壓迫性與結構性因素。換言之，這是典型的治理赤字與制度回應失靈所形成的危機爆發。
首先在教育體系方面，當前仍高度依賴單一學歷與考試渠道。即便政府推行「雙減政策」，試圖降低中小學生課業負擔，但若後續未配套建立多元升學與職涯分流機制，該政策即淪為治理儀式化。如當事人這類碩士畢業生，仍然繞不出學歷與專業競爭的「窄門」，成為學用落差與心理失衡的累積受害
者。
進入勞動市場後，青年就業政策的公共回應性也長期遲滯。截至 2025 年 5 月，16–24 歲青年失業率仍高達 14.9%，且每年約有 1200 多萬大學生步入社會，形成擠壓性失業壓力。
政府雖設立青年見習與創業補貼方案，但這類工具多屬短期補貼，缺乏系統整合與可持續的政策途徑。當制度無法為青年提供長期成長通道時，他們往往轉向兼職、外送、平台經濟等靈活就業形式，面對勞動保障缺失與職涯不確定性，心理風險自然增加。
第三，在住房與城市治理層面，青年面臨實質排除風險。高房價與土地財政依賴推高居住成本，導致保障性與公共租賃住房供給不足，使城市青年「有學歷卻無立足地」。從公共行政資源配置角度看，這是典型的資源錯配，彰顯出城市治理的公平性與包容性不足。
最後，系統對心理健康需求的回應力明顯不足。《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23–2024）》針對超過 5 萬名青少年調查結果顯示，「抑鬱風險」檢出率約為 30%左右，部分特定群體如留守兒童、父母情感忽視者、溝通缺乏者或長時間使用短視頻者，風險可攀升至 30%至 42%，明顯高於成年人（約 10%），但各級學校與社區普遍缺乏專業心理師與即時支持機制。官方雖在 2025–2027 年間規劃擴展心理健康服務，但現階段仍處於公共服務遞延性狀態，需求茫然等待制度修補。
大連這位醫科生的悲劇，實為制度性心理壓力的警示標誌。她不是「堅強不夠」，而是制度不夠貼心。她的努力非無值，而是在制度框架下無處落腳、看不到進路。
若政府希望真正化解這類問題，必須從制度設計與治理學習的高度進行結構性改革。首先，教育政策應推動多元分流制度，配合技職教育與職涯導入機制，為不同能力與志向的青年提供通道；其次，就業政策應發展長期公共就業服務體系，整合非典型就業者進入社保與職涯支持體系；住房政策應納入
青年為主要受益對象，擴大公共租賃與保障房配額，減輕生活壓力；心理健康政策應成為基本公共服務的一部份，構建跨學校、社區與線上平台的整合支持網路，提供易得、可信的協助。
從公共行政的角度觀照，青年心理問題不僅是福利議題，更是治理現代化能力與政策正當性的試金石。如果政府能以政策回應性為核心，從制度架構上重新編配資源與責任，引導公共治理轉向更具包容性與對未來負責的方向，當代壓力便可轉化為制度韌性與創新的契機；否則，這些悲劇只會成為制度失靈的怨懟基礎，削弱社會信任與政體合法性。
此外，不可忽視的是社會文化層面對於青年的期待與評價機制，往往強化了他們的心理壓力來源。在傳統觀念中，「成家立業」、「穩定收入」、「早日買房」仍被視為衡量成功的重要標準。這種價值導向一方面使得青年在現實條件不允許的情況下，依然強迫自己追趕所謂的「成熟進度表」，另一方面也使家長與長輩在溝通上產生代際斷裂。政策若未能從文化治理層面進行調適與引導，即便在制度面進行再設計，也容易落入「政策孤島」的陷阱，無法實現整體的結構轉型。
因此，政府在回應青年心理健康困境的同時，更應重視與公民社會的協作關係，善用非政府組織、大學諮商中心、社區心理輔導站等基層資源，透過「協力治理」的方式提升服務可近性與文化敏感度。只有當公共部門能在制度層面調整結構、在行動層面擴大參與、在價值層面促進理解，才能真正回應青年世代對公平、尊重與未來感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