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在街頭狂飆:第三次政黨輪替的勞工運動

  • 播出時間: 2018-11-08 06:15
  • 主講孫友聯
台灣勞工運動在民主化與勞運前輩的爭取下逐步前進(圖為1990年 大同工會幹部被資方非法解雇,為爭取恢復工作權,發起靜坐絕食的抗爭活動,由孫友聯提供)

        這集節目是介紹勞工運動的最後一集,經過前幾集的介紹,大家可能對於民主化過程和勞工運動的發展脈絡有一定的認識和掌握。我常和學生說:「去脈絡化的關懷只會淪於同情。」所以大家應該回過頭去了解台灣這塊土地。事實上,我來自馬來西亞,來到台灣後才了解台灣在經濟發展後遭遇到的土地被剝削的問題,當你了解這段歷史後會更珍惜這塊土地。

        2016年台灣再次政黨輪替,這也凸顯台灣的民主越來越穩定、成熟,這個社會已經慢慢可以接受政黨輪替是一種生活方式。我的國家馬來西亞在今年完成了61年來的第一次政黨輪替,台灣的經歷提供了很多亞洲國家、東南亞國家借鏡與參考。第二次政黨輪替時,「中國因素」一直都是各個團體運動的重要標的,包括2011年有一本重要的書叫《崩世代》的出版,事實上2012年也有選舉,是由馬英九當選總統,這次選舉我們提醒了台灣社會崩世代的問題出現了。

過去十幾、二十年台灣的政治菁英,不論政黨價值取向都趨於一致,比較傾向於「新自由主義」的模式,也就是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可是這其實不符合民主期待。只要有選舉就會提出訴求,只要有承諾就有兌現的要求,而兌現政見的不會是機器人,一定是人。但是我們卻好像一再掉入新自由主義裡面,包括減稅,從九零年代李登輝時代的減稅,到陳水扁時代的減稅,再到後來馬英九時代的減稅,台灣的租稅負擔率世界最低,但也沒有出現新自由主義所認為的經濟發展第一,當然導致的就是政府財政的問題,社會福利的落後,崩世代的問題就產生了。隨著過去十幾、二十年來民主化過程當中的不斷減稅,財政窘境最終導致財團化以及工作貧窮化的結果,很多勞工就不敢生育,導致生育的罷工。如果大家還有印象,在郝柏村時代台灣的家庭政策是三代同堂、九零年代叫隔代教養,到了現在叫生育罷工,因為台灣的生育力全世界最低。

馬英九時代大概後面的階段都在處理中國因素部分,而勞工運動也是。勞工運動在對抗的是經濟全球化,或是更多的資本移動對於勞工的權益到底有何影響?2016年前後,台灣又進入了選舉,我們也開始提出訴求,要求解決兩個問題,第一、低工資。低工資造成消費力下降,勞工買不起房子也不敢結婚,最終導致的少子女化問題,已經讓所有的政治菁英認為是國安議題,其中最重要的訴求就是提高最低基本工資。2001年以後,勞基法所訂的基本工資開始牛步化成長,曾經有一次一個月只調漲了243塊,除下來一天只多了一顆茶葉蛋,當然不符勞工團體的期待。第二、就是長工時的衝擊。只要一打開電視、報紙,就可以看到職災過勞案件頻傳,讓整個社會痛心疾首,所以長工時所導致的過勞,也成為勞工團體要求修改勞基法,縮短工時的訴求。兩個方向,一個是低工資、一個是長工時,這兩個重要訴求也成為2016年總統大選主要的攻防訴求。

2016年以後第三次政黨輪替,蔡英文當選總統後馬不停蹄的展開各項國是會議,包括馬英九時代就開始,但沒成功的年金改革,蔡英文總統當選後的年金改革,讓台灣社會必須認真面對,所有的制度可能導致最終未來很多人無法領到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的問題,必須誠實去面對。當然長工時問題在2016年「一例一休」的修法,也就是縮短工時的修法也是重要訴求之一。2015年在國民黨執政後期就已經修改過「勞動基準法」,將雙週84小時修改為一週40小時,也就是週休二日。可是因為很多雇主並沒有真正落實週休二日,所以後來才變成媒體上俗稱的「一例一休」的修法。從1984年的一週48小時,到2000年的雙週84小時,2015年的一週40小時,到2016年-2017年所謂的「一例一休」的修法,確立了過去勞工團體一再主張的縮短工時趨勢。所以縮短工時是朝野共識,也應該是社會共識,但是顯然台灣的雇主還是認為長工時應該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利基。

另外要解決的問題是蔡英文總統在520就職演說時一再強調的「青年貧窮化」問題。青年貧窮問題導致的結果就是少子女化、購買力下降、青年看不到希望的問題,但其實台灣的問題是低薪普遍化的問題,不只是青年,像我這樣的中年大叔也是處於低薪狀態。台灣平均薪資大概四萬九千多元,但是按照主計處的統計,大概有七成五勞工的薪資是在平均薪資以下,所以這些問題都是後來各個團體的主要訴求。

解決過勞,工作是謀生不是找死,沒有一份工作值得用生命去交換。一方面低工資問題,反映在這幾年基本工資的調高,2016年調高了1001年,2017年調高了975元,2018年調高1100元,這三年總共調高了3059元,算是過去幾年來比較少見的大幅度提高,也是各個勞工團體的重要訴求,當然我們的期待不只於此,依照2009年馬英九總統所簽訂的「兩公約」基本精神所訂定的標準,算出來台灣的基本工資應該要到兩萬七千到兩萬八千元左右,才能符合一個人有尊嚴的生活。

隨著民主化的過程,各個訴求從開始落實到後來產生新的問題,台灣現在新的問題回到每個人生活上所面對的衝擊和威脅,我們要不要繼續去過這樣的生活,也就是包括居住的過度商品化,要解決居住正義的問題;包括公共托育的政策要解決的是年輕人因為托育的商品化而不敢生的問題。台灣的兩個很根本的社會問題:少子女化及人口老化的兩個趨勢,將來會導致整體的經濟和社會政策都很難繼續永續經營,所以我相信這是在未來民主化的過程中,各政黨與政治菁英都不能忽視的問題。而勞工運動做為社會的改革、改造運動,其實不只是關注勞工權益,而不完全以勞工權益做為唯一的依歸,而是除了保障勞工權益,包括經濟上的鬥爭、薪資以及勞動條件的滿足之外,事實上也包括整體社會的分配問題,像福利國家,重分配社會資源等問題,而台灣過去的雇主,這兩年網路上有「慣老闆」的稱法,我想老闆們也應該要適應民主化過程中,每個人的權益應該要獲得充份保障的現實,好好面對台灣不應該是以低薪及長工時做為競爭力的國家。

2016年總統大選,蔡英文承諾了包括:訂定最低工資法、職災保險單獨立法、中高齡及銀髮族就業需求的相關法規、正視越來越多非典型僱用勞工的就業和生活風險以及集體勞資關係的修法等等,這些都是在選舉過程中回應社會的期待和訴求,蔡總統所提出的政治承諾。到目前為止,當然沒有任何一部法律完成立法,但在蔡總統召開的「司法國是會議」提出了一部跟勞工比較有關的法律「勞動事件法」,我們也希望未來在勞工運動過程中,立法院能夠盡速通過,讓每一位勞工不再望司法大門而興嘆,因為在德國勞工打官司的成本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一。

無論如何,隨著民主化的過程,台灣社會還是有在進步的,如果沒有進步,過去很多前輩的努力就白費了。而在進步的過程中,我們也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突破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