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芳明的革命與詩:極冷與極熱(二)

  • 播出時間: 2018-11-09 06:15
  • 主講陳芳明
黃煌雄著作《台灣的先知先覺蔣渭水傳》

        那樣的天寒地凍,也曾經是我艱困日子的隱喻。我離開那個城市,卻又投入另一個更為挑戰的城市。極目前塵,我才驚覺走過的道路何其顛簸,何其漫長。

        如果沒有出國,如果沒有接觸馬克思主義,如果沒有讀過台灣歷史,我大概也是一個奉公守法的書生,念完博士學位回到台灣教宋史,可是命運還是把我安排到政治運動的場域。在另外一個海岸,從來沒有想過我會過那樣辛苦的生活,尤其是我常回想,十八歲離開左營就開始投入歷史研究,以前從來不知道我對歷史會這麼著迷,到台北後,有許多動人的書及知識吸引著我,那時我一方面讀現代詩,接觸現代詩是我生活中最愉快、最開朗的轉變,另外則是讀宋代歷史。一個是12-13世紀的中國,一個是20世紀60年代的文學,兩者對我而言都有著迷人的吸引力。

我如果留在台灣,我大概已經寫了好幾本詩集,或是我留在台灣,宋代歷史也可以寫出博士論文了,但偏偏我離開了台灣。我到達華盛頓大學後也繼續研究宋代歷史,而且我寫的博士論文就是北宋的漢奸秦檜,探討這樣的人格是如何形成?現代文學也好、宋代歷史也好,對我都是致命的吸引力。可是經過美麗島事件之後就不一樣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不是很惆悵、就是很孤獨,有時會落入憂鬱的深淵。這樣的改變讓我覺得在台灣、在自己的故鄉是這麼美好,那麼多年少時期的朋友,現在都已經失聯了,我曾經那麼喜歡的南台灣陽光,現在也沒有了,整個生命變得千瘡百孔,所以在棕櫚泉的山上看到那樣的雪地千里,心情就很複雜。

山上有一間給遊客休息的玻璃廳,坐在窗邊可以看到外面的雪景,而且裡面有壁爐,柴火在燒時整個室內好溫暖,跟外面的雪景形成強烈對比。我的孩子就在室內跑來跑去,但是他們想出去,不想待在溫暖的房裡,所以他們兩個就把外套穿好後走了出去。寒風襲來,他們好像都沒有感覺,兩個孩子就開始在雪地裡捏雪球、打雪仗。看著他們在玩時,好像內心的愧疚也減輕了一點點。可是看到雪地千里,就好像未來生命仍有很長的路要跋涉,什麼時候可以結束,我自己也不敢預測。

那時美麗島受刑人已經一個個釋放出獄,所以當時我南下參加政治運動的初衷也開始產生動搖。因為我曾經說過,只要他們還在牢裡一天,我就會在政治的場域裡堅守一天。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像軍法審判的八位領導人那樣,判刑那麼長,他們有的被判四年,有的五年,像被判四年的楊青矗和王拓是最早釋放出來的。他們兩個被逮捕時對我衝擊最大,因為在美國,對作家及知識分子是非常尊重的,只要有一位作家的言論被干涉或是身體受到傷害,整個社會都會高度關注。因為他們認為作家或是知識分子是言論自由的象徵,所以他們看得很嚴重,這也是為什麼「江南案」會影響那麼大,美國國務院都出面,因為他們認為有責任要保護美國境內所有知識分子和作家的書寫自由及言論自由。

對我而言,這些因美麗島被逮捕的人我都非常尊敬,尤其是被判長期徒刑的黃信介、姚嘉文、林義雄等人,他們被判刑就好像有一副枷鎖綁在我身上,可是王拓和楊青矗這兩位作家先後被釋放出獄後,我就感覺內心開始有點動搖。我想起在1982年,有所謂的「黨外四人行」,就是黨外代表去美國訪問,這也是很大突破。我第一次認識黃煌雄就是在那一次,另外還有張德銘律師,這些不管是律師,還是像黃煌雄這樣的台灣歷史研究者,我印象都非常深刻。尤其是黃煌雄在1970年代初期寫了一本《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歷史教育,那時我讀的是宋代歷史,可是有一個人寫蔣渭水,我第一次聽到時還不明白蔣渭水是誰,可是看了黃煌雄的著作,才明白原來台灣也有一位像孫中山這樣主張和平改革的人。後來黃煌雄說蔣渭水就是台灣的孫中山,結果被黨外人士批評說蔣渭水就是蔣渭水,不要稱呼他是台灣的孫中山。

這對我來說當然是很重要的洗禮,我坐在他們下榻的旅館跟黃煌雄聊天,覺得他很親切,後來我回台灣跟他建立很好的感情,最初就是在洛杉磯見面時建立起來的。蔣渭水在整個日據時代的反抗運動中,他的思想系譜應該是中間偏左,他本來是右派人士,可是後來也讀了很多左派的書籍,所以他一方面成立台灣民眾黨,一方面也希望走群眾路線的政治運動,這又是比較左的。跟黃煌雄談話時覺得他非常大氣,與一般黨外人士不一樣,他在講蔣渭水時,我就想到我也正在建構謝雪紅的生命歷史,這兩個人是同一個時代,可是謝雪紅和蔣渭水並沒有相處得很好,因為他們的政治主張不一樣。謝雪紅是主張革命的,而蔣渭水的台灣民眾黨其實是議會路線不是群眾路線,所以他們兩個不是相處得很好。跟黃煌雄對話後,原本不太懂的殖民地時期台灣歷史就弄明白了。

黨外人士可以出國訪問台灣同鄉,也可以看出當時國民黨似乎有點要讓步的意思,我當時的感覺都很敏銳,是不是國民黨某些政策要開始改變了。當時的黨外雜誌《深耕》、《進步》、《自由時代》,一大堆年輕的黨外人士參加了,讓我很振奮,我後來認識邱義仁、林濁水也是因為他們在《深耕》時跟我邀稿,而我開始為黨外雜誌寫稿也差不多是那個時候。

這群黨外新生代其實就是我的時代,差不多是1947-1950年左右,也就是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那段時間,所以林濁水和邱義仁所寫的文章就跟康寧祥不太一樣。所以黃煌雄來時我就盡量請教那些雜誌是由誰在辦?譬如說周清玉辦的雜誌是《關懷》;許容淑就辦《深耕》;更激進的就辦《進步》雜誌;鄭南榕就是辦《自由時代》,這些都是我還沒有見面就已經有文字往來了。

「黨外四人行」使我自己跟台灣更接近了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