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中尋找星星:楊憲宏、楊渡

  • 播出時間: 2018-12-24 06:15
  • 主講何榮幸
楊渡(翻拍自《黑夜中尋找星星》)
楊憲宏

     今天要一次介紹兩位在戒嚴時期長期致力於環保及社運路線的記者楊憲宏及楊渡。楊憲宏大家都不陌生,目前也在央廣主持節目,楊渡長期報導社運新聞,還曾經擔任過國民黨文傳會主委以及文化總會秘書長,兩位都曾經在媒體上擔任過名嘴以及扮演過重要的公眾角色。兩位在戒嚴時期也都分屬於當時的兩大報系,楊憲宏是聯合報系、楊渡則是中時報系,兩人都以長期跑環保公害問題而著名,兩人還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都擅長以報導文學的筆法來書寫這些公害環保事件,也都出版了影響當時環保運動及社會運動的重要書籍,楊憲宏是《走過傷心地》、楊渡則是《強控制解體》。

這兩位資深記者在當年走上記者之路的途徑不太一樣,楊憲宏當年是唸牙醫系,父親希望他當醫生,但他一直覺得媒體和政治解決上游的問題之後,才能解決下游救人的問題。醫生是在下游救人,而他當記者以及後來他關心政治,都是希望能夠解決上游的問題,才能來處理下游的問題,在這樣的脈絡下,近年來楊憲宏也投入人權工作,包括聲援李明哲。楊渡早年則是先投入黨外雜誌再到中時報系,而投入黨外雜誌之前,他比較受到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受到作家陳映真的影響,所以他自認是自由主義的左派,也長期去關心政治犯的新聞,關心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處境,這是他與楊憲宏比較不同的發展路徑。

再來看這兩位資深記者當年走過戒嚴時期的小故事。楊憲宏當年受到矚目的第一個環保報導是發生在1979年的多氯聯苯毒油事件,當時台中的惠明盲校發現師生吃了米糠油之後集體中毒,後來發現還不只惠明盲校,整個中部地區陸續也發生了多起米糠油中毒事件。在當年消費意識、食安意識還不發達的情況下,台灣第一次出現這麼大規模的食安事件,如果是現在發生這樣的事件,環保署和衛服部都會高度重視,可是當年完全沒有這樣的專責單位,只能瞎子摸象般面對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如此大規模的食安風暴。

楊憲宏當時是在《民生報》當編輯,《民生報》非常重視多氯聯苯毒油事件,楊憲宏趕去台中瞭解實況後,用很抒情、甚至很接近小說的筆法,寫了一篇報導文學〈哭泣的教堂〉,這是他第一次得到新聞獎的重要作品,可是也因為楊憲宏用這樣新新聞的寫作方式,像寫小說一般的報導文學風格,在當時掀起一股風潮,很多記者、很多年輕人也開始投入這樣的寫作方式,用關心土地、關心食安、關心環保的切入點,用抒情的報導文學方式,表達對社會的關懷。

楊憲宏經過多氯聯苯毒油事件引起社會重視之後,開始大量報導各式各樣的環境議題新聞,而環境議題新聞在漫長的戒嚴時期,有一大部分背後其實是政商勾結,也就是破壞環境的常常都是大財團,而大財團往往又跟政治力掛勾,所以當年媒體和記者要揭發環保公害、伸張正義時,首先要碰到的就是這些環保公害新聞背後的政商掛勾。楊憲宏自己碰到的是1983年攸關大台北地區用水的翡翠水庫水源地遭污染事件,事件起因是當時文化及實踐兩所大學,提出翡翠水庫水源地邊坡開發計畫,此事非常敏感,不只是這麼重要的水庫旁邊的水源地要進行開發,更敏感的是這兩所大學都大有來頭,實踐大學背後的老闆是當時的副總統謝東閔、文化大學的創辦者是當時的國民黨中常委張其昀,而聯合報的老闆王惕吾每個星期開國民黨中常會時都一定會碰到這兩位,所以這是一則極其敏感的報導。為了民眾著想這個新聞非報導不可,怎麼可以讓翡翠水庫水源地因為這些開發計畫而受到破壞,可是為了老闆的立場或是利益著想,這兩個人都得罪不起,一個是現任副總統、一個是現任國民黨中常委,結果楊憲宏向我和台大新研所師生表示,他的稿子被壓了一個月不准出稿,後來還是他的主管跟王惕吾反應後,王惕吾明確批示:「有證據就寫」,這則新聞才終於在聯合報系刊出,刊出後就發揮了媒體影響力,隔年行政院下令停止兩所大學在翡翠水庫水源地所提出的邊坡開發計畫,避免水源地遭到污染。

這些是在當年處理環保公害新聞時會碰到的很直接的政商壓力,楊渡則是在1986年投入了台灣在戒嚴時期最受到重視的環保公害運動,也就是「鹿港反杜邦運動」。當時鹿港在地民間人士與環保人士一起合作反對杜邦在鹿港設廠,這是台灣消費意識和環保意識抬頭之後,第一場大規模有組織的串聯和抗爭行動。楊渡在處理反杜邦事件的過程中,不只報導還參與介入了這場社會運動,還跟當時反杜邦的重要領導人台中縣議員李棟樑結拜成兄弟,所以他在跟我們分享這段歷史時,也承認他不只是一位旁觀的報導記者,而是一位直接介入這個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所以他不只報導了反杜邦事件,還在連串的後續行動當中,發起了台灣第一場反核運動。在當年戒嚴時期的時空背景之下,所有社會意識的抬頭,以及各個領域的社會抗爭都合為一體,最後都指向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政權,所以不管是政治上的民主運動,或是為了爭取原住民權益的原權運動、爭取女性權益的女權運動,或者是環保運動、消費者運動、反公害運動等,所有這些運動因為在當年有共同要抗爭的目標,所以都自然而然形成一個反國民黨的大聯盟,因此在當年報導這些運動的記者,也容易混淆報導者與被報導者之間的分際,就如同楊渡跟我們分享的,他一方面是報導者、一方面也成為了運動者,或是運動的發起人。這是當年楊憲宏與楊渡他們分別發生的小故事。

有趣的是後來影響他們媒體命運發展的是相同的一起事件,那就是許信良闖關回台的桃園機場事件,楊憲宏因為與王惕吾意見不合而離開《聯合報》,轉往電子媒體發展,後來成為名嘴,近年又積極從事人權救援工作;楊渡的情況是他所報導的機場事件新聞,在《中國時報》台灣版無法登出,只能登在時報新聞周刊美國版,而當時的《自立晚報》勇敢的報導了機場事件的真相,讓《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兩大報系在揭發真相的過程中集體缺席。

回顧這兩位資深記者走過戒嚴時期報導環保及公害新聞,可以看出台灣經濟起飛和經濟成長的過程,隨著解嚴也得到重要的省思,環保公害所付出的代價讓社會消費意識抬頭,在這個過程中媒體和記者也扮演了揭發弊案、挑戰這些環保公害事件背後政商關係的急先鋒角色。而楊憲宏與楊渡他們當年跟《人間》雜誌共同掀起的報導文學的黃金時期也影響了一整代的記者和年輕人,紛紛用報導文學的方式來關心台灣這塊土地所承受的傷痕,而報導文學也成為記者良心的表現,《人間》雜誌也成為當年有理想的年輕人最關懷的媒體。

報導文學的黃金時期也是當年台灣媒體發展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頁,僅管近年來報導文學比較沒落,興盛時期中時、聯合兩大報的副刊都還設有報導文學獎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但報導文學所曾經代表的台灣媒體高度關心這塊土地對資本主義、經濟成長反思的重要形式,仍然值得在台灣新聞史上留下重要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