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ti 中央廣播電臺Rti 中央廣播電臺為信介仙助選

  • 播出時間: 2020-08-19
開放歷史3 - 老康口述史
1969年為黃信介助選(邱萬興攝)
開放歷史3 - 老康口述史
康寧祥與黃信介合照(邱萬興攝)
開放歷史3 - 老康口述史
康寧祥演說照(邱萬興攝)

        今天要談的是1969年我為黃信介助選的故事。因為那年是國民黨在台灣統治近四分之一世紀,第一次開放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這次助選的過程,對於我決定終身從政有很大影響,對台灣民主的衝擊和影響也是前所未有。

    1969年11月我當選台北市升格院轄市的市議員之後不久,國民黨就在台灣舉行第一次的立法委員、國民大會代表以及監察委員補選,當時立法委員選舉全台灣分為三個選區,分別是:台中以北選3席、台中以南選4席以及院轄市(台北市)選4席,國大也補選15席,監委補選2席,所以國民黨來台24年,三個國會共增加28席,佔總席次1.5%,由一千多萬台灣人民選舉,選出的也是終身職。

        我現在就集中談台北市的4席。台北市4席立法委員,國民黨第一個提「少棒之父」謝國城,第二個是當時的民政局長張燦堂;第三個本來提名板橋林家花園後代林宗賢,後來發現他牽扯到228就取消提名,改提《國語日報》社長洪炎秋,第四席則留給黨外去爭,當時就是由黃信介與張詩經來角逐。不過,後來我決定幫黃信介助選。

        當時距離雷震被抓,那一波《自由中國》的知識份子結合台灣地方菁英的民主浪潮已經退潮了,我的體認是從獨裁到民主之路,無法期待獨裁者的慈悲,而是人民起來壓迫獨裁者讓步。當時胡適之、雷震、 蔣廷黻等人,不只在知識界有崇高聲望,在政治圈也有廣大人脈,與蔣家父子也有相當交情,但是蔣家說抓就抓、說關就關,所以沒有廣大人民支持的民主,只是一個裝飾的花瓶。

        另外,選立法委員只要申請就可以公開演講,不像我選市議員時,不准許私辦政見會,這也是我決定幫黃信介的一個原因,因為在私辦政見的場合,我可以充份發揮我的台灣話演講。所以我決定幫黃信介助選時要「用台灣話說台灣史,台灣人找回台灣人」。

        我想到我念民主政治史時,歐洲文藝復興都是從追思希臘先賢亞里斯多德等等的思想,走出中古世紀的黑暗,我們台灣人也可以從前輩對抗外來統治者的經驗,尋找當家作主的智慧與勇氣。我發現黃信介的舅舅連溫卿,是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大將山川均的徒弟,也是當初台灣「文化協會」、「民眾黨」的要角,所以我就呼籲群眾,支持黃介信就是支持他母舅的精神。還有,他們這次進入國會是要為大家審預算、訂法律的,不是像過去只管管路燈、水溝、警察而已,這是台灣人開始可以管理國家。

        為了助選我看了一些資料,知道1907年林獻堂到日本旅行,聽到清朝「戊戌政變」失敗後逃亡到日本的梁啟超,在奈良旅館下榻,他就特地到奈良找梁啟超,由於林獻堂只說台灣話,所以就由秘書甘得中翻譯或筆談,林獻堂請教他如何請中國協助台灣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梁啟超回說,不可能,因為這三十年中國自顧不暇。不過他建議台灣學習愛爾蘭,一方面做好與殖民政府的關係,另方面培植自己的實力,等待時機。這次見面,林獻堂從梁啟超那裡,得到非常有用的經驗與智慧。

        另外,台灣的前輩們為了在台灣成立人民議會,每年在台灣15處推動「議會請願運動」,前後長達17-18年,每次推動時,北、中、南分別去演講,在日本警察的干擾下爭取民眾的連署支持,然後把蒐集起來的連署書裝箱,從基隆坐一星期的船到橫濱,再由橫濱坐火車到東京,送到「日本帝國議會」,那時東京已經天寒地凍,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分頭去拜訪國會議會、新聞記者,爭取他們的支持,很辛苦。當時也發生一件很感動人的故事,有一位台灣人謝文達,他是日本非常有名的飛行員,在1923年2月11日,當兩、三百位台灣鄉親手持「自由」、「平等」、「台灣議會」等旗子,在東京火車站歡迎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等,從台灣來的請願團代表時,謝文達就開著飛機,從千葉縣也就是現在成田機場的地方起飛,環繞東京市上空,散發幾十萬張宣傳單,上面寫著「台灣擁有三百六十五萬人民,但立法、司法、行政完全授權總督,仍然是極端的專制政府」、還有「虛偽的地方自治制度,台灣人文官的特別任用全是虛偽的」。這樣的行為多感人。

        在這段期間他們也辦《台灣青年》、《民報》等雜誌,從月刊到週刊再報到日報,因為有這些自由的媒體,不容媒體的傳播像現在一樣,由有力的企業或政治組織、報紙、電台來顛倒是非,所以請願運動才能有影響力。

        當我在幫黃信介演講時,地點在靜修女中,我問在場聽眾,他們知不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現場一陣納悶,我告訴他們,這裡就是林獻堂、蔡式榖等前輩,當年成立「台灣文化協會」的地方。當時許多留日學生一放假回到台灣,不是回台省親,而是自掏腰包回台做「文化演講」。但是每場演講都要申請,日本警察每一場都要到場「臨監」,說得比較激烈一點就隨時會被打斷、中止,聽眾如果聽得太激動,集會還隨時會被解散,演講的留學生還可能被檢束、扣押起來。

        特別我要說我在龍山寺的演講,我終於找到機會把台灣人放棄自己的下場,結果會是什麼說出來。我說1895年大清帝國甲午戰爭戰敗後,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唐景崧這位清朝巡撫起初又是上書力諫,痛陳台灣父老拒絕割讓的悲壯情懷,又是向台北城的父老募餉練兵,成立「台灣民主國」。捐了餉的台北城父老以為出了錢就可以退敵保平安,結果撐了12天,日本軍在三貂角登陸,唐景崧就丟下台北城父老不管,偷偷落跑了,臨走前還留下幾千名臨時招募的廣東兵,四處打家劫舍,官兵變強盜,台北城秩序大亂。怎麼辦呢?三貂角有日本兵要進來,台北城又有搶匪,總統又跑了,台北城的大老們就在龍山寺前的大廟埕重賞勇夫,希望有人引領三貂角的日軍進城,維持秩序,這個人就是辜顯榮。

        我告訴在場民眾,這就是命運交給別人的下場,1895年台北城的大老把命運交給別人,以為出了錢別人就可以幫忙保衛家鄉,等到託付的人跑了,就不知道怎麼辦,現在我們是不是也像以前的父老一樣,把命運交在人家手裡,人家叫我們反共就反共,人家喊「殺朱拔毛」,我們也跟著喊「殺朱拔毛」,人家堅持「漢賊不兩立」,我們也跟著喊「漢賊不兩立」,誰問過我們台灣人的意見?人家在當家,人家在做主,等哪一天人家落跑了,我們台灣人怎麼辦?所以我在這次演講還闡述了不少台灣前輩奮鬥的歷程,那時候我的身份雖然是黃信介的助選員,但在政見台上,我就像一位台灣史的傳教士,講述先人的故事,傳達先人心中那份生生不息的民族火苗。到了後來,黃信介也當選了。

節目主持人

相關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