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詩(下)

  • 播出時間: 2019-07-12 08:15
  • 主講陳芳明
約翰.藍儂遭到槍殺的報導
全美報紙大篇幅報導約翰.藍儂被殺的消息
披頭四風潮曾席捲全球

        革命有那麼偉大嗎?參加政治運動,果真具有過人的情操嗎?從最初加入《美麗島週報》,對我個人而言,完全是心境的選擇。身為自由主義者,只不過無法容忍台灣社會的基本人權受到踐踏而已。尊重人權,是我三十歲以後的核心關切。坐視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結社自由遭到剝奪,已經超過我自由主義精神的底線。但是泛濫的威權體制,還更進一步以屠殺手段,摧殘林家的幼小生命,那種失去人性的鎮壓伎倆,終於點燃了我靈魂底層的怒火。我不會自稱是革命者,然而,對照我過去那種遵守規矩的個性,這樣的行動已經近乎革命了。如果這也可以稱之為革命,那也只是為了尋找自我救贖的出口。我的人格並不因此而高貴,我的情操也不會變得更為可敬。

        1980年12月8日,接近一年前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一週年,所以我們也做了一個人權日的專輯,就在我們正在編輯報紙時,突然聽到收音機傳出紐約發生重大事件,所以我們不僅開著收音機,還打開電視,原來是約翰.藍儂(John Lennon),也就是披頭四(The Beatles)的主唱,他從街頭要回到紐約住所時,遭到槍手槍擊死亡。約翰.藍儂不僅在英國被視為是「神級人物」的歌手,在美國也是一樣,甚至不只英國、美國,約翰.藍儂就是我們那個世代,共同崇拜的一位歌手。

        回想我是從高中二年級時,開始聽西洋歌曲,我的大哥是台大外文系,他告訴我,如果要把英文學好,就要好好聽西洋歌曲,只要會唱歌,文法就自然會出現,有利於口語表達或是聽力加強。我開始聽西洋歌曲時,剛好披頭四正在英國崛起。

我也仍然記得,有一年夏天,我父親從台北回來,帶給我一張唱片,我打開看,原來是披頭四的唱片,還是在東京演出的最新專輯。那時候,一個鄉下小孩,看到父親從台北拿回來的這張唱片時,簡直就是「驚聲尖叫」。哥哥與弟弟也都跑過來驚呼:「啊,是披頭」。我們趕緊把唱片放在唱盤上聽,那時候還是黑膠唱片。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如癡如醉、反反覆覆地聽。我後來想,我父親跑到台北中華商場買唱片時,到底是如何形容,才買到這張唱片。他是不是跟店員形容,我的孩子一天到晚在唱「耶耶耶」,還是用了什麼方法,我很好奇,但後來也忘了詢問父親,他是怎麼買到這張唱片。

我收集披頭四的唱片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然後一直隨著歲月成長。所以我在西雅圖讀華盛頓大學時,在大學街上專賣舊唱片的店裡,也總是搜詢披頭四各種版本的唱片。對我來說,至少我們這個世代來說,我們就是他的崇拜者。所以當聽到約翰.藍儂被暗殺時,這種衝擊雖然無法與美麗島事件或林家血案相提並論,但至少在精神上有種失落的感覺。就在那個時候,兩個不同的東西就放在一起了,一個是革命、一個是詩。

革命當然是政治,而詩是文學與藝術,代表我當時兩種雙重思想。所以我就重新把約翰.藍儂的歌曲再聽一遍。所有洛杉磯的電台,不管轉到那一個電台,約翰.藍儂的那首〈Imagine〉,整個晚上不斷重播。我也記得當時幫忙的艾琳達,情緒也非常低落,且眼角帶著淚水。我想,不只是我失去了一位精神依靠者,對她來說也是如此,因為她的年齡跟我相同。

約翰.藍儂的夢想,他所寫的〈Imagine〉,我把這首歌翻譯成中文:

想像這個世界沒有天堂

試著想像,其實不難

在我們底下也沒有地獄

頭上只是頂著天空

想像所有人們都只為今天而活

 

想像這個世界沒有國家

這樣做並不難

也就無需殺戮或死亡

想像這個世界沒有宗教

想像所有的人們都活在和平的生活裡

 

也許你會說我是夢想家

而我並非是唯一這樣想的人

希望有一天你也加入我們

而這個世界也終將合而為一

 

想像從來沒有佔有

我推想你可能嗎

從此就不再有貪婪與飢餓

我們都是手足的兄弟情誼

 

想像所有的人共享這個世界

也許你會說我是夢想家

而我並非是這樣想的人

希望有一天你也加入我們

這個世界終將合而為一

 

因為約翰.藍儂代表的是我們那個時代的共同感情,這樣的感情是跨越國界、跨越種族、跨越性別、跨越階級,我當時這樣深深認為。那天剛好是星期四,我們已經截稿,正在編輯,當時沒有一個人講話,只是靜靜聽著不斷重覆的那首歌。

披頭四的崛起,代表著年輕人的希望。我也常想像,如果我有機會作曲、唱歌,我應該也會組一個樂團,然後把自己內心壓抑的各種感覺傾訴出來。也許因為我們做不到,所以像披頭四、像約翰.藍儂,就變成我們那個時代寄託的一個對象。

第二天星期五,是報社休息的日子,我帶著孩子去超市買報紙,我買了中文報紙,也買了英文報紙,全部都是滿版的報導,對我而言,就像是一個時代的終結。雖然我參加的運動正要開始,可是我知道,經過這樣一個死亡事件,就好像向我的年少時代告別,我不能繼續活在夢想裡,因為我面對的是一個殘酷的現實。就像約翰.藍儂傳播愛給這個世界,可是這個世界回報他以「暴力」。所以並不是只有台灣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在美國這麼民主的社會,居然也發生這樣的事情,這種共同的感覺,我第一次深深感受。

許信良問我,你怎麼會對西洋歌曲這樣著迷,我說我不知道。因為台灣是在戒嚴時代,你能夠尋找到的精神出口,就是不斷聽這些熱門音樂。我當然不只聽約翰.藍儂的歌,事實上,在我出國前也聽巴布.狄倫(Bob Dylan),那時他正在崛起,我可以從他歌曲裡聽到反戰的聲音,當時跟他一起合唱的女歌手是瓊拜雅(Joan Baez)。在約翰.藍儂終結之後,我就開始轉移到巴布.狄倫,他對我的影響也很大。

這大概是我到達洛杉磯的1980年年底,最難忘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