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境與夢外(二)

  • 播出時間: 2019-09-20 08:15
  • 主講陳芳明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是陳芳明研究台灣左派運動所參考的重要史料
陳芳明有關殖民地時期左翼運動的相關著作

        我所不認識的盧修一,他的形象於我是相當模糊,他所寫的博士論文,於我也相當隔閡。在洛杉磯時期,我也正在整理日治時期台灣左翼運動的史料。那時我有一種覺悟,要尋找精神出口,絕對不可能遵循國民黨所留下來的右派思維,我也深深覺得,自由主義的道路有它一定的侷限,至少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絕對不可能展開任何格局。我也是在日文檔案中,辛苦摸索著殖民地政治運動者的精神面貌。

        對一位歷史系的學生而言,這是內在革命的爆發。過去從來沒有想過,必須更新我的治學方式,但是一直苦苦找不到出口,一直要到洛杉磯開始讀左派的書籍,並先後跟許信良、史明討論,才慢慢知道,所謂結構性分析不是平面的去觀察一個時代,而是立體的去看一個社會的結構,而所謂的社會結構,如果照現在社會來看,就是資本家、中產階級以及底層的工人、農民。可是左派的弱勢也不單純指農民與工人,左派的弱勢也包括女性。

所謂的弱勢就是在社會上沒有發言權的人,如果在台灣社會,大概就是:女性、同志族群、原住民以及日益增加的新住民,這些都是在主流社會裡面比較邊緣的人。當然,現今的社會女性已經有發言權、也有議會代表,但同志就很少,很少有立法委員或是地方議員公開承認自己是同志,他們還是被壓抑的,是社會上沒有發言權的一群人。

回到殖民地時代,我當然就會把更多的關切放在工人和農人身上,也開始注意當時的農民運動及工人運動是如何展開。而台灣共產黨的研究,恰巧就帶著我去看到,我過去從來沒有注意到的社會底層這些族群。為什麼1920年代農人及工人運動發展的如此快速,日本人在1895年進入台灣時,他們無法接受這塊土地的氣候,且當時流行病很多,日本士兵一個一個都死在台灣,不是死在反抗者的手上,而是死於瘴癘之氣。於是日本人開始注重環境問題,消除了台灣所有流行病,包括:痢疾、天花、霍亂、傷寒這些都消除了,所以到了1920年,因流行病而死亡的人口降低,出生率升高,這是一個現代社會的指標,也象徵台灣現代社會的誕生。

可能很多人會認為日本人對台灣這麼好,居然把瘴癘之氣、流行病都消除掉,事實上,當現代社會開始時,日本人也正式讓資本家到台灣投資,所以1920年很重要,從那一年開始,資本主義開始在台灣生根,也就是日本帝國剝削台灣農民和工人的開始,也是台灣人反抗運動的開始。

1921年台灣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是由台灣第一代知識分子集結,傳播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反抗,不是武裝對抗,而是精神對抗,而且也開始傳播台灣意識。最早起來反抗資本主義的不是知識分子而是農民,台灣的農民有兩種,一種是稻農、一種是蔗農,這兩個族群事實上並不合,因為台灣的土地就那麼大,多種稻米就會少種甘蔗,反之亦然,所以稻農和蔗農在某種程度上是互相衝突的。

但是左派很厲害,1926年成立「台灣農民組合」時,稻農和蔗農集結一起,團結在「台灣農民組合」的旗幟下,因為他們認為敵人不是稻農或蔗農,而是台灣總督府。這是「台灣農民組合」非常厲害的地方。我開始研究左派歷史後才知道,原來台灣的知識分子是有他們的思維方式,這樣的思維方式並不是受日本教育培養出來,他們一方面接受日本人的教育,一方面也吸收當時國際上的各種知識。左派運動是台灣總督府所不容許的,但是台灣知識分子有那麼多人投入,尤其是「台灣農民組合」的領導人簡吉。

簡吉是高雄人,擔任小學老師,在殖民地時代,老師的地位非常高。台灣在殖民地時代能夠被稱為「先生」的只有兩種職業的人,一種是醫生、一種是老師。簡吉居然放棄老師的身份參加農民運動。簡吉有一位相當有名的後代,就是大眾電腦的董事長簡明仁,他後來才知道他的父親是左派運動者、也是一位共產黨員。

左派運動會成為我的重要關切,也是因為我希望瞭解台灣社會多一點。我開始閱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這本重要史料時,都著重在工人運動、農民運動、以及共產主義運動這三類史料。為什麼這些史料那麼重要,因為這是日本警察逮捕了這些台灣的運動者,如果是同一個案件,所有被逮捕者口供都要一致,如果有一點不一致,這個案子就不能結束,口供一致後才全部公布出來,所以才這麼被我們所相信。

我第一次讀時,覺得台灣的先人太了不起,而在讀的過程中,也會想「原來史明也是讀這些」,「原來盧修一也是在讀這些」,彷彿一個時代的心靈,因為透過對歷史的理解,突然就拉近了。我甚至可以讀出史明在寫《台灣人四百年史》時,寫到台灣共產黨那一章時的心情如何,因為我自己在撰寫時,也有我的心情。

為什麼要寫這些東西,因為這是國民黨所不容許的,而且國民黨也不會讓你知道台灣共產黨的存在。當我知道殖民地時代有這樣一個黨的存在時,我才對台灣先人感到敬佩,所以再怎麼辛苦我都要投入研究。也就是這樣,一個在法國留學的、一個在日本當廚師的、一個在美國從事政治運動的,三個人的心靈因為關心同樣的議題,讓我第一次感覺到,我不認識的盧修一,居然可以與他有一樣的歷史思考。

盧修一事件爆發後,我才知道原來這樣的研究是那麼的坎坷,是要付出代價的。我也體會到,如果有一天我回到台灣,國民黨知道我在研究台灣共產黨史,我大概也會成為一位嫌疑犯吧!這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推演,讓我覺得更應該勇敢投入左派歷史的研究。

從1983年開始,我所注意的第一個台灣共產黨員是蘇新。蘇新是台南佳里人,他有一個女兒叫蘇慶黎,是台大哲學系,與我同屆,而蘇慶黎有一位好朋友叫李黎,是位作家,這些人都是後來慢慢認識的,我在1983年那段時期,是非常孤寂的在做研究。我寫第一篇蘇新時,才知道台灣知識分子在時代轉型時的心情如何,正因如此,我才應該去探究每一個共產黨員他們的成長過程,如何投入左派運動,又是如何集結成共產黨。這對我而言是知識上的探險,也是知識上的冒險,因為我不知道何時可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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