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向陽 談首倡超現實主義的詩人 楊熾昌

  • 播出時間: 202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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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楊熾昌的日記〈水門事件的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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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蓮回到峽谷溪〉連載首日之自立副刊,1983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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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楊熾昌寫〈漁翁島的落日──魯汀的錯念與天人菊〉,為澎湖之美辯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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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楊熾昌1986年1月28日給向陽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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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蓮回到峽谷溪》小說集序文。

2011年向陽老師為台灣文學館「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編選《楊熾昌卷》,面對這位在1930年代日治下的台灣鼓吹並且領導超現實主義文學的詩人,以及鋪展在書桌上有關他的研究資料的貧乏與有限,內心不無感慨。

相關研究資料的貧乏,顯示了楊熾昌雖已獲文學史定位,但在研究領域中仍屬邊陲而受到忽視,原因當然與楊熾昌留下的詩作不多有關。更重要的原因,在老師看來,應與楊熾昌的寫作與人生歷程遭受到雙重阻絕有關。第一重阻絕,是語言的阻絕,他與所有「跨越語言的一代」作家一樣,都面對語言的更易,必須重新學習而產生了語言處理上的阻絕;第二重阻絕,是認同的阻絕,戰前的皇民化運動與戰爭的經驗、戰後改朝換代的政治變動與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以及他因此被捕入獄半年的經驗,使他因此對政治產生排斥,也對代表中國的政權產生認同的阻絕。在這樣的雙重阻絕之下,他選擇了在創作最高峰階段封筆,直到鄉土文學論戰前後方才復出,但已無詩作發表。

楊熾昌文學生命的高峰期,不在戰後,而在戰前。做為台灣最早出發的超現實主義詩人,他在1930年赴日之後,開始了他的詩創作。根據呂興昌邊的年表,他在東京認識了新感覺派作家岩藤雪夫、龍膽寺雄,因而進入大東文化院攻讀日本文學,次年就出版了第一本詩集《熱帶魚》;1932年,他返台結婚,以筆名「水蔭萍人」在《台南新報》發表大量詩作,並出版第二本詩集《樹蘭》、第一本小說集《貿易風》,充分展現他的才華。

他是詩人,也是記者、主筆,遺憾的是他遭到錯謬的時代無情嘲弄。語言和認同的雙重阻絕,使他空有超越年代的前衛美學,卻無法盡情施展,終因戰爭來臨與政治變化而輟筆,否則他必能躍登國際詩壇,為台灣新詩發光;戰後台灣的長期戒嚴,二二八以及其後的白色恐怖統治又逼使他不得不離開新聞界,讓他自日治時期即已累積的採訪、評論長才未能發揮,否則他也能獻身台灣媒體與政治改革行列,成為備受敬仰的報人──他是薔薇,曾經怒放,卻提早枯萎;他也是砲火,曾經諤諤,卻連遭阻絕。這是他的悲劇,或許也是與他一樣眾多曝曬過兩個年代太陽的台灣作家共同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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