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台灣自覺運動的學生角色

  • 播出時間: 2019-09-11 08:15
  • 主講晏山農
新民會
議會請願運動在東京
「新民會」發行的機關雜誌《台灣青年》

        「學生不服從」主要是討論台灣這一百年來有關學生運動或校園事件,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所發揮的觸發及推動的功能。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學生一直扮演非常重要角色,已經在台灣近代史上留下不可抹滅的一頁。

        先針對台灣學生運動的特色,做我個人意見的陳述。台灣學生運動的特質就是「由外而內」,「由外而內」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來討論,第一個層面,就是針對外界的重大政治或社會事件,學生試著積極參與或加以改造,再把這股力量帶到校園,成為運動的後勤支援。第二個層面,就是台灣的學生運動或校園事件,常由外界(外國留學生)先掀起運動高潮,台灣島內的學生加以響應,繼而重新在島內掀起高潮。「由外而內」這樣的性質將是貫穿「學生不服從」節目的主軸。

        今天節目要討論1920年代初期,當時是日本殖民統治初期,經過1915年「噍吧哖事件」武力抗爭徹底失敗後,台灣的反抗運動爾後就很少進行武力抗爭,轉而從事非武裝反抗運動。而非武裝反抗運動的主要特質,是以1895年以後出生、受教育的年輕世代,也就是受到日本現代但卻是一種殖民教育的年輕人,帶領台灣的反日本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運動走入另一個方向。

        日本政府在統治初期,台灣島內只有初等教育或是職業教育設施,缺乏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機構,而在職業教育當中,「總督府醫學校」、「總督府國語學校」是當時台灣兩個最高學府,簡單來說,當時台灣的菁英,不是當醫生、就是當老師,也是當時殖民地人民最好的出路。也因為台灣的升學管道非常狹隘,台灣人與日本人子弟的機會不均等,所以有錢、有能力的人就紛紛到日本去留學。

        早先,能夠到日本留學的以富家子弟為主,通常到日本師長或官員所推薦、介紹的寄宿地方,可是隨著留學生的快速增加,與台灣總督府關係密切的東洋協會,於是在1912年建造了留學生宿舍「高砂寮」。建造「高砂寮」的好處是便利學生寄宿,但集中管理後,不免也有監視、規訓台灣留學生的作用。雖然被監視、規訓,但台灣的留學生到了國外,見識到了全新的世界,「自覺意識」也慢慢崛起,所以隨著人數增加,集會、結社的團體也慢慢成立。

        首先,1915年在東京成立了「高砂青年會」,獲得霧峰林家林獻堂的支援,林茂生、蔡式榖、陳炘相繼擔任各屆會長,後來進一步在1920年7月改組為「東京台灣青年會」,成為推動後來幾個活動的重要組織。

        「高砂青年會」改組為「東京台灣青年會」之前,另外一個重要組織「新民會」在1920年1月11日成立,「新民會」是由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於1919年開始組織的第一個政治運動團體,其目的在於從事政治社會改革運動,以增進台灣同胞幸福。它的前身「啟發會」,以旅日台灣留學生蔡式榖、林呈祿、吳三連等人為核心,加上部分旅日台灣士紳,使「啟發會」很快就改組為「新民會」。「新民會」幕後出力出錢最多的是台中清水的文人蔡惠如,但他是一位很謙遜的人,自願居於副會長,把會長讓給林獻堂。

        而在「新民會」中比較活躍的有彭華英、蔡培火、王敏川、林呈祿等人,而這些人都是台灣在日治時代,重要的政治、社會運動改革者。不過,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立場各異,後來也導致1920年代中期「文化協會」的分裂。

        在「新民會」成立大會上,訂定三個決議目標,分別是「為增進台灣同胞之幸福,開始政治改革運動」、「為擴大宣傳,發行機關雜誌」、「尋求與中國同志接觸之途徑」。第一項工作就是「六三法撤廢運動」的推動,時間是1920年11月28日,「新民會」留學生大約二百多人聚集在東京麴町區富士見町教會,討論如何改善殖民地台灣的處境,現場氣氛熱烈,講壇上豎著「廢除六三法」的旗子,蔡培火等人主張「給我們自治權」、「撤廢六三法」;也有人提議「到帝國議會及台灣總督府東京辦事處示威遊行」。

        可是另一方面,部分人士包括明治大學畢業生林呈祿提出異議,認為「一旦撤廢六三法,等於同意帝國議會的法律在台灣施行」,「這豈不是放棄台灣的特殊性,贊同總督府的內地延長主義?」結果導致議論紛紛,當天意見不一,無法做成結論而散會。確實撤廢「六三法」會讓台灣陷入兩難處境,也就是如果要限制總督府總督專政,撤廢六三法,那就要一視同仁適用帝國議會通過的法律,但如果適用帝國議會的法律,就是承認內地延長主義,等於承認接受日本人的同化主義,但台灣青年人基本上是反對同化,希望能夠保持台灣的特殊性,所以變成無法忍受「六三法」,但如果撤銷「六三法」,也就立刻面臨帝國議會的法令全面適用於台灣的問題,陷入了不知如何是好的兩難。

        後來林呈祿就提出了所謂「第三條路」,運用他在母國所學到的知識,提出不同以往的思考模式,主張強化殖民地參政權,由殖民地人民選出代表,組成議會,掌握預算與立法權,就可以制衡總督的行政權,如此,不但可以改善總督大權獨攬的弊病,也可以彰顯台灣的特殊性,並符合國際間殖民地自治的新潮流。林呈祿的想法後來被林獻堂所接受,拍板定案後成為後來很有名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

        「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從1921年開始到1934年為止,總計14年時間內請願了15次,就運動本身而言是功敗垂成,因為畢竟日本殖民政府不願意給殖民地人民太多政治權利,所以當然不可能成功。可是運動也不能說是失敗,因為在這樣的過程中,台灣的反抗人士學習了如何去溝通、遊說,所以雖然看起來是失敗的,但是運動本身還是有它一定意義。

        「新民會」第二項決議的落實就是發行機關報《台灣青年》。《台灣青年》是在1920年7月創刊,蔡惠如提供了許多金錢上的協助。其中,彭華英在1920年8月發表了〈台灣有婦女問題嗎? 〉一文,指出婦女問題與勞工問題是當時社會最緊要的議題,但東洋社會,尤其是台灣,仍未脫陋習,兩性關係大有改進的必要。1921年5月又發表〈社會主義之概說〉,介紹俄國革命成功以來,社會主義在世界各國的發展,這是最早由台灣人所執筆,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即使放到現在來看,《台灣青年》的內容還是相當先進。

        第三點「尋求與中國同志接觸之途徑」,這一點不管是蔡惠如、彭華英還是林呈祿,他們都有與中國政治人物往來,所以也執行了第三點決議項目。

        整個1920年代,不管是「新民會」還是「東京台灣青年會」他們可以說開啟了台灣非武裝反抗運動的第一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