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我軍倡議白話文學革命

  • 播出時間: 2019-10-10 08:15
  • 主講向陽
張我軍在《台灣民報》發表多篇文章支持白話文

上週我們提到了1920年代初期以《台灣青年》、《台灣》月刊為基地的「日用文鼓吹論」,強調台灣新文學運動開展的基礎,這一週我要為你介紹,以生猛有力的筆,引進中國五四運動下胡適和陳獨秀的白話文學主張,並且點燃台灣新舊文學界大論戰的張我軍。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1920年代台灣新文學的開展,與同年代萌發於1917年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基本上都受到20世紀初期國際局勢與社會內部變遷的影響,並且因為馬克思主義、女性平權運動、民族自決論的新思潮的影響,使得作家意圖透過文學,「掀翻那停滯不前的舊傳統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種全新的文化來取代它」。這樣的新文學運動先發生於中國,隨後發生於日本殖民下的台灣,就連它們所引起的變化也相當近似。《五四運動史》的學者周策縱就指出,中國的「五四」的成效在於意識型態的改變。這樣的本質,用來形容1920年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也是妥貼的。

其次,台灣新文學運動與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還有另一個相似之處,就是它們都面對一如葉石濤所說的「改革舊語文,採用口語化的白話文,促使民眾透過易學易寫的白話文,去接受和吸收世界新思潮,發揚民族精神」的重大課題。語言文字的革命,乃是這兩個發生在不同國度中的文學運動及其傳播首先必須解決的課題;也是透過白話文運動的推展,台灣與中國的新文學傳播方才起了改變民眾意識型態的作用,並深刻影響其後各自的新文學的發展。

不同的是,當時的台灣,畢竟不是中國的領土,而是新興殖民帝國日本的殖民地,這使得台灣的知識份子面臨較諸中國知識份子更為弔詭的困境:一方面他們是日本殖民地下的被殖民者,政治上屬於日本國民;一方面,他們又懷有種族身份的「祖國情結」,期盼著有一天回到祖國的懷抱;但第三方面他們又得自己面對台灣人民與社會共同遭遇的民族解放問題,因而有著改革台灣社會、啟發民智,爭取台灣自主的急切想法。正是這三種不同的身份認同困境,決定了台灣新文學運動不同於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特質。

這個特質,一言以蔽之,處在日本統治當局「同化政策」之下的台灣作家,必須透過語言的選擇,試圖與原來存在於舊社會中的舊中國文化鬥爭,也試圖透過人民的語言(台灣話)與知識階級的語言(日本話、中國話)鬥爭的結果。

而張我軍正是在這個以文學語言作為鬥爭工具的運動過程中,被視為「撒播五四新文學火種」的代表人物。

1924年4月21日,在北京讀書的張我軍在《台灣民報》(2卷7號)發表〈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呼籲台灣青年要「改造社會」,效法馬克思「階級鬥爭」,實際參與改造,而不是「每日只知道作些似是而非的詩,來做詩韻合解的奴隸,或講什麼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他大力批判台灣的古典文學界「想出出風頭、竟然自稱詩翁、詩伯」,不思改革,「只在糞堆裡滾來滾去,滾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滾得一身臭糞。」

同年11月21日,張我軍又在《台灣民報》(2卷24號) 發表〈糟糕的台灣文學界〉,更加嚴厲地批判當時台灣古典詩人「將詩流於文字遊戲」、「沽名釣譽」「迷戀於與台灣總督當道酬唱」的文風,使得台灣的文士「都戀著壟中的骷髏,情願做個守墓之犬,在那裡守著幾百年前的古典主義之墓。」而不知日本和中國的文學已有新氣象。

這兩篇文章的力道甚大,比較起我們上週介紹的陳炘、陳端明等,更是火力十足,嚴厲而不留情面,因而引發了古典詩壇的反彈,造成了台灣新文學史上的第一次論戰,被稱為「新舊文學論爭」,而他以「壟中的骷髏」、「守墓之犬」比喻古典文人,更讓古典詩壇群情激憤。

接著,他又於1925年1月1日出版的《台灣民報》發表〈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一文,批判台灣的舊文學是「中國舊文學的孽種」,「暗暗於敗草欉中留下一座小小的殿堂--破舊的--以苟延其殘喘」。在這篇文章中,他直接介紹中國文學革命的意義,引用胡適的「八不主義」( 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學、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學、不用典、不用套語爛調、不重對偶、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學、不摹倣古人、不避俗話俗字),並加以解說;結論則以陳獨秀的「三大主義」收尾:

 一、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二、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三、推倒迂晦的,艱澁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這三篇文章,可以看出張我軍是從「五四運動」受到了「新文化」這個意識型態的刺激,而以控制台灣舊社會文人階級的漢文化意識型態為鬥爭對象,展開了他心目中的「新文學革命」。

張我軍在1920年代向殖民地的台灣文壇傳播中國「五四」新文學革命,在我來看,是接收了胡適和陳獨秀的白話文學主張,連同他們「反傳統」的意識型態,希望通過白話文的倡導,顛覆存在於台灣社會的舊文學流風,透過語言的革命中,與存在於台灣舊社會中的舊中國文化進行鬥爭,界以達到改變台灣社會與文化的目的。一如他在〈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中的這段話所說:

我們因為痛感這座破舊的殿堂已不合現代的臺灣人住了。倘我親愛的兄弟姊妹還不知醒過來,還要在那裡貪夢,就有被其所壓的危險了!我不忍望視他們的災難,所以不自顧力微學淺,欲率先叫醒其那裡頭的人們,並請他們和我合力拆下這所破舊的殿堂。

張我軍的主張,對於起步中的台灣新文學無疑是產生了摧枯拉朽的影響力,學者林瑞明如此肯定他「逼使暮氣沉沉的舊文壇勢力讓出一條路來,新文學的發展才在文化界中取得了正當性,其後白話文學作品源源不絕,奠定了臺灣新文學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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