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島事件

  • 播出時間: 2019-12-03 08:15
  • 主講薛化元
美麗島大審判相關報導

上一集談到由於美國不再承認中華民國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導致當年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暫停,以及黨內、黨外之間的互動與衝突。1979年最大的衝突事件非「美麗島事件」莫屬,而上集談到的「橋頭事件」,某種程度而言,可以說是「美麗島事件」的序曲。

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原因,由於在戒嚴時期,始終拿不到集會的許可,而在過程中,由於彼此的互動和溝通發生問題,一直到演講行動前,都有許多不可預知的狀況存在,例如:對於要不要拿火把遊行這件事,雙方意見就不一致,協調也始終不成。當天群眾是在軍警、情治人員的包圍下發生衝突,不少群眾與執行鎮壓的軍警人員在這個過程中掛彩。

對1979年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發生的美麗島事件的定調,就如同陳若曦等人向蔣經國所提出的是「先鎮後暴」,也就是群眾在軍警包圍中,本來情緒就不穩,如果再使用催淚瓦斯,群眾為了脫離現場,就會衝撞到外圍的軍警情治人員,如此一來,雙方的衝突自然無法避免。

衝突發生後,黨外人士原本認為事情不會那麼嚴重,仍有轉圜餘地,了不起違法了集會遊行的相關規定。但最後國民黨採取的方式,是對大批黨外菁英進行逮捕,而美麗島事件的一些被告,卻未必參加當天的遊行,或者未必參與了衝突。其中黃信介、施明德、林義雄、姚嘉文、陳菊、呂秀蓮、張俊宏、林弘宣等八人以「叛亂罪」提起公訴,移送軍法審判;另外還有周平德、楊青矗、邱茂男、范政祐、陳博文、王拓、張富忠、陳忠信、魏廷朝、邱垂貞、吳振明、許天賢、戴振耀、紀萬生、蔡有全、吳文賢、蔡垂和、傅耀坤、邱明強、余阿興、蘇振洋、陳福來、劉華明、許淇潭、鄭官明、李明憲、蔡精文、劉泰和、潘來長、李長宗、王滿慶、陳慶智、洪裕發、陳瑞慶、王聲閔、鍾應承、范巽綠等卅七人移送司法機關偵辦。還有一些人當時被偵訊,但最後沒有被移送法辦。

美麗島事件對黨外人士是很大的衝擊,因為這是單一事件,特別是政治事件中,逮捕最多黨外人士的一次。在當時的風聲鶴唳之下,以及對暴力事件的報導與宣傳,都使得黨外運動的發展呈現悲觀。當時包括陳若曦在內一些留學美國的知識分子,他們並不一定都是黨外支持者,但因為擔心此事會對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造成傷害,因此透過關心、連署的方式,希望能夠降低衝擊。

更重要的是美國對台灣自由民主人權的關心,美國在台協會( AIT)特別去晉見蔣經國,蔣經國承諾不會有人被判死刑,也不會所有人都送軍法審判。而由於受到國際矚目,因此,美麗島事件的軍法審判開放旁聽,同時媒體也大篇幅報導。可以說在戰後台灣歷史上,大眾傳播媒體對反對派人士的政治主張,如此大規模的報導也是空前的。

因為在審判中,黨外人士提出很多擔心,例如: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力、整個國際情勢對台灣不利等問題,並且主張進行政治改革,一定程度扭轉了原本暴力份子的形象,對黨外運動的再興相當重要。另一方面,如果拿1980年美麗島事件的軍法大審,與1960年的雷震案對比,可以發現其中差異之處,除了美國的介入與關心更為明顯之外,更重要的是整個台灣社會結構的改變。基本上,1960年代的台灣社會,是從農業往工業社會發展的狀況,到了1980年代,已經有醫師、律師、建築師、會計師等為數可觀的專門職業人員,再加上龐大的中小企業主,組成了強大的中產階級,他們都在工作上或企業經營上,常因動員戡亂體制受到相當多的阻礙,也因此帶來了一股強大的要求改革力量,

另外,中產階級的崛起也帶來了對食品安全的需求,大家只知道近年發生過許多食安事件,但當年食安問題更嚴重,包括:米糠油事件及多氯聯苯中毒案等,都引起關心,因此「消費者保護運動」也在這一時期開始推動,並成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但保護消費者的運動,以無法招收會員的民間基金會來推動是很不正常的事,應該是由消費者保護「協會」來推動才是。但為什麼只能以基金會來推動,因為依照當時的「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規定:「人民團體在同一區域內,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其同性質同級者以一個為限」,而當時已有消費者保護協會存在,因此只能以基金會來推動,可是這樣不利於各地成立分會,對於消費者運動來說,當然也是一種打擊。且當時協助消基會進行檢驗的政府官員,還受到了警告。所以中產階級改革的要求,不要說是政治利益,光是想要吃的安穩,就挑戰到了黨國體制,所以在當時,由社會菁英組成的扶輪社或青商會,在某種程度上變成支持改革的社會力量。這種力量對黨外人士而言,是一種外在的奧援,這也是為什麼美麗島事件發生後,黨外運動可以迅速再起的社會結構因素。

除了外部奧援之外,內部又要如何再起?除了高雄事件幸免於難的康寧祥是重要的領導人之外,還有美麗島事件的受難家屬以及當時的辯護律師,他們紛紛投入選舉,對後續黨外運動的發展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助力。

而在經歷美麗島事件的衝擊之後,黨外人士所提出的政治訴求,就不會像美麗島事件前這樣強烈,而比較傾向於悲情的訴求,例如延續香火等;或是強調民主政治需要制衡,這也是當時黨外運動再出發的基本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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