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議員期間參與之公共事物

  • 播出時間: 2020-09-16
康寧祥給高玉樹市長的一篇未提出的質詢
康寧祥質詢執政黨地方黨團在台北市政府預算中支用情形

        今天要談的是我在台北市議員期間所參與之公共事物,以及與台北市民以及當時民選市長之間的互動關係。

        現在大家在討論什麼黨產和附隨組織,我這裡有份我在市議會質詢的資料,我就把市政府經費與人事公開的部分,我把有關執政黨地方黨團經費,在台北市政府預算中支用的情形,在台北市政府六十一年度的預算中一一找出來,包括:民眾服務站在教育局第四科以「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名義,支用二百萬元。民眾服務站在教育局第四科以「加強社會教育改造國民生活運動」名義,支用四百三十萬元。民眾服務站在教育局第四科以「社會團體獎勵」名義,支用四百五十萬八千元。民眾服務站在教育局第四科以「戲劇比賽」名義,支用四十四萬四千元。民眾服務站在民政局第一科以「一般民政」名義,支用二十九萬元。民眾服務站在民政局第二科以「民俗改進與宗教管理」名義,支用一十二萬七千元。民眾服務站在民政局第二科以「區里組織及訓練」名義,支用七十三萬五千元。民眾服務站在民政局第三科以「推行地方自治」名義,支用七十七萬元。民眾服務站在地政處第二科以「執行漲價歸公」名義,支用一百萬九十二萬二千元。民眾服務站在財政局第三科以「稅務管理」名義,支用四百五十四萬三千元。民眾服務站在社會局第一科以「勞工行政」名義,支用八萬八千元。民眾服務站在社會局第六科以「機關團體補助」名義,支用七百九十六萬六千元。以上光是地方黨部全年由市政府預算支用就高達二千七百七十五萬三千元。其它省政府和中央政府預算當中執政黨的支用情形更不知如何。這些資料我在當立法委員時,也交給行政院長蔣經國請他去調查。

        而有關人事公開的問題上,台北市政府一個非執政黨員的公務員要想當一個科室的股長,或一個非執政黨員的國民小學教員,要想當學校的教導主任,我想是不會被考慮的。至於科長、主任等職位更不用想。這種現象在省政府、縣市政府、以及各公營機關皆是如此。現在討論的黨營機構、附隨組織,國庫通黨庫的問題,我在民國六十一年的市議會當中就提出來了。後來到了立法院也當著蔣經國的面提出。

        民國五十六年,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六鄉鎮包括:士林、北投、木柵、景美、內湖與南港就併入台北市。老的台北市面積就像現在新加坡一樣,但併入的六個鄉鎮在當時都是荒郊野外,台北縣也都是偏鄉地區,村落普遍落後與貧窮,因為道路如果沒有開發,城鄉就很難融為一體,也沒有任何都市開發計畫。當時羅斯福路兩旁都是違章建築,特別是軍眷住宅,市長高玉樹要開發羅斯福路就碰到民眾反抗,他直接找總統報告,由總統下令就沒人敢反對,才順利開通羅斯福路。

        可是都市人口從原先50~60萬人,一下增加到100~200萬人,污水及垃圾處理等都是大問題,針對舊社區的整頓與開發,我接下來講幾個例子。像我從小居住的地方也是很落後的地方,我就特別拜託高玉樹,看能不能把托兒所、圖書館、以及民政局的區公所服務中心、衛生局的衛生所…等,都撥一點錢,集結起來在當地蓋一棟六層高建築,用來容納這些機構。所以在高玉樹的幫忙下,我們那裡第一棟六層樓建築就是我爭取來的。我所居住的莒光路附近,以前都是稻田,違章建築與豬舍充斥,環境又髒又亂。也是在我的爭取下開通了莒光路。環南市場就是以前西寧南路的中央市場,中央市場是日本統治台灣時興建,主要供應當時台北50-60萬人口所需。但是蔣介石從中國大陸帶了200萬軍民到台灣,一下子要提供這麼多人日常所食,中央市場就開始不敷使用,周圍多出了許多賣魚、賣肉、賣菜…的地攤,造成交通混亂,但也無從取締。等到我當市議員後,許多人來拜託我想辦法解決這樣的雜亂無章,我就跟高玉樹說,三號、四號水門外的河灘,與其空著長草,不如花一點錢設置一個臨時攤販集中場,把中央市場周圍的幾百個攤販都移到那裡。結果順利推動,當地市民對我也十分感謝。

        另外,沿著水門的環河南街,我外祖母就住在那裡的違章建築裡,當時為了拓寬道路,有60-70戶要拆遷。其實當地居民願意配合搬遷,只是都不識字,不會填補償的單子,我外祖母就跑到我家找我來幫忙。我把大家都叫來,差不多花了四天時間幫他們填申請表,附近違章建築的居民都很感謝的說「紅玉(外祖母名字)出了一個好孫囉!妳真福氣!」

        最後我要說退出聯合國,蔣經國組閣的事情。1971年10月,國民黨退出聯合國,喪失中國代表權,當時國內外情勢艱難,首先是長老教會與彭明敏提出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質疑,《大學雜誌》也要求「回歸現實,革新保台」。1971年12月7日,台大體育館舉行「中央民代應否全面改選」公開辯論,對辯的雙方一個是陳少廷教授,一個是台大訓導長周道濟。在這種壓力下,蔣經國要上台也勢必要有一番新作為。所以他採取了兩個作法,第一個是採取較開放的政策,提拔台籍人士入閣。包括高玉樹做交通部長、徐慶鐘做行政院副院長、林金生做內政部長、連震東、李連春、李登輝擔任政策委員,台灣省主席與台北市長分別由謝東閔與張豐緒出任。此外,當時在軍中,台籍人士最多只能做到上校。高雄出身的客家人郭宗清上校,原本再過幾個月就要退休,結果拉了一艘驅逐艦讓他當艦長,有了帶兵經歷就可以升少將,後來他一路做到國防部副部長、海軍上將以及駐巴拉圭大使。大法官則挑了當時才41歲的翁岳生,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大法官。

蔣經國的另外一個作法是為三個國會增添新血,增加自由地區中央民意代表,預定選出119人,分為台灣地區直接選舉以及海外遴選兩種,直接選舉部分,國大代表53人,立法委員36人、監察委員10人,海外遴選部分,立法委員15人、監察委員5人,這次增加的名額分別只佔三個國會的6%~10%。

        在蔣經國面臨內外交迫,不得不「開放」的背景下,美國WTTV電視台派一組人到台灣訪問,主持人Ungersma一下飛機就指定要訪問我,新聞局很奇怪他為何要找我訪問,他說別人告訴他,與康寧祥談話可以得到很多訊息。我跟他說了三點:第一、這次入閣的台灣人,並不是台灣人最欣賞的人才,新政府如果能夠大力啟用有膽識、有氣魄、有能力的台灣人,將更能獲得全民的擁戴,並將因此使政權更形鞏固。第二、擴大民主政治的基礎,為了增強老國會的活力和發揮政治上的制衡力量,今年(1972年)年底將舉行國會議員的大選,但據報載,議員名額將有大幅度的刪減,這不是一個開放進步的內閣所應有的政治措施。第三,由新內閣位置的配置可以看出,政治領導者對台灣人的參與決策,還不能具有充份的信賴感,既然維持台灣的安全與生存是大家共同體認的首要問題,彼此更進一步的信賴與合作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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