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移工#MeToo(三) 立法中的失語者

  • 時間:2019-01-19 17:38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詹婉如
移工團體推動模擬移工公投,訴求政治平權。(劉玉秋 攝)

去年九月「在台移工#MeToo」專題播出後,在台移工人數又創新高!勞動部官網最新統計,截至2018年11月底止,產業及社福外籍移工突破70萬人。來自異鄉的勞動者,支撐著台灣產業及家庭內的缺口,他們也期盼辛苦工作後衣錦返鄉,但是,對遭受性騷擾、性侵害的移工而言,這段在台灣的記憶,怎麼帶回去呢?雖然愈來愈多台灣民眾與立法者看見他們有如奴工的困境,但是,在本國人利益優先的大結構下,能帶來什麼轉變?

一位員警的反思 源自性侵案處理

記者問:『(原音)怎麼會看到我的稿子呢?』

王警官說(化名):『(原音)我忘記是看到哪個社群轉發的!我都會Follow,這麼重要的報導,當然要看。』

「在台移工#MeToo」系列專題播出之後,一名年輕的警察與我連絡。

移工被性騷擾、性侵害的議題沉重,很難引起共鳴,為什麼她會關心?王警官說,時間要回溯到2015年,她處理的一起移工性侵害事件。

王警官說(化名):『(原音)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受理過一件移工性侵害案,那時候我没有受過相關的訓練,對移工的處境也不太了解,所以那時候就是我沒有找通譯,然後處理的過程,我事後回想覺得處理得很不好,然後應該就有影響到她這個案子的起訴,所以,後來就不起訴,她也回國去了。』

奴工制度 竟無法可管

證據不足,案件没有後續發展,該名移工女孩在返回母國前,鼓起勇氣陳述的慘痛經歷,自此在台灣司法紀錄中消失,這也印證了諸多受訪者提到,進入司法後,任何一個環節出錯,都可能導致受害者討回公道的難度大增。


#Me too女孩-印尼移工Ani赴央廣受訪,指控雇主的不當對待。(詹婉如 攝)

受害印尼移工Ani(化名)說:『(原音)仲介來之後,就把我手機拿走,刪除通話紀錄,因為擔心證物被留下來。』

Ani(化名)談到,她被雇主侵犯後報案,仲介立即衝到警察局,但不是協助她,而是搶下她的手機,將求救的通聯紀錄強行刪除。

其實,外籍移工仲介業者收取服務費就是為移工與雇主雙方面服務,特別是對人生地不熟的移工而言,遇到困難,第一時間會尋求仲介公司,公司內的翻譯老師更是她與台灣之間的重要橋樑,但事實上,我們經常看到發生問題時,仲介與雇主站在同一陣線。2018年11月,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首度訂定罰責,明確劃定雇主與仲介「管理」不得跨越的紅線。

立法委員吳玉琴說:『(原音)太多事件了,那個事件包括我們在修法前沒多久,才一個外籍看護工遭受雇主的性侵害,那她跟仲介反應沒有用,所以自己把侵害經過用手機拍下來,然後去舉發,所以這個事件也讓我們看到那些仲介扮演什麼角色?』


立法委員吳玉琴接受央廣專訪,談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內容。

法令修正後,仲介執行業務時涉性侵害、人口販運、刑事重罪,罰款新台幣30萬至150萬元,並吊銷執照五年內不得申請;仲介知情移工遭受性侵害、人口販運、妨害自由未於24小時通報,將被處以6萬至30萬元罰鍰。

提案修法的立法委員吳玉琴說:『(原音)原來你應該是扮演雇主跟看護工之間的,或者說移工之間的一個溝通,還有就是權益保障的一個角色,可是跟你求助,你竟然沒有處理,當時還沒有罰責,所以我們在這一次修法就特別針對仲介該有的角色訂位,仲介知悉這些事情應該立即處理、通報。』

慘遭1年性暴力 受害移工:我想回家

不容否認,社會中存有良善的僱佣關係,家庭看護工與被照顧者甚至比親人都還要親,但是,被傷害也仍時有所聞。

曾經協助印尼受害者的通譯Tony說:『(原音)為什麼會知道這個案子呢?主要就是有一天,鄰居聽到外勞朋友從廁所的窗戶喊叫求救,那時候,鄰居就報警,那員警就破門而入,進到家裡,然後呢,發現這個A女士,下半身有些血塊之類的,為什麼會說是性虐待?是因為雇用會牙籤去刺她的下體,還有再用類似那種錘子打她的下體;當時的整個就醫報告,我看了之後其實我也是很難去接受,怎麼會有那樣的一個案子出現。』

Tony精通國語與印尼語,曾在台北市外勞諮詢中心擔任雙語諮詢人員,聊起協助個案時,他立刻想到數年前被虐待,過著牢獄般生活長達一年,才對外求助的「A女孩」。

政府介入協助後,該案官司打了整整六年,侵犯移工的雇主最後被判坐牢,賠償金也才交到被害者手上,但是,A女孩早已工作期滿返鄉。

Tony說:『(原音)(記者問:回去之前,她有跟你們說希望怎麼樣嗎?)她只是說她想要回家了,她對台灣產生很龐大的一個失落感,還有失望,原本她的想法很簡單,出國可以改變家裡的經濟狀況,但是沒想到發生這樣的一個問題。』

在台移工人數已突破70萬,這群來自印尼、越南、泰國與菲律賓的移工,在家庭擔任老人看護、在工廠執行粗重工作,亦或是從没看過大海,卻要赴遠洋作業的海上漁工。

每逢假日,在火車站聚集的移工們,吃著家鄉菜,聊著同鄉才能理解的酸甜苦辣,這樣的畫面,自引進東南亞藍領移工至今27年來,早已成為台灣風景的一部份。

移工隨著全球化移動到陌生的異地,因輸入國需要,所以輸出國供給,一波一波地被送來台灣,但是,這些年的「台灣經驗」帶給他們的是愛?還是恨呢?

Tony說:『(原音)說真的,我也不忍心再刺激她更多的一些新的想法,比如說,難道妳對這件事情沒有任何報仇的心態嗎?或者,妳沒有想要告台灣的社會或者是台灣的政府不周到?』

高風險職場關懷 新北市首創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裡,看到不少台灣仲介帶著膚色黝黑的移工在櫃台辦手續,櫃台內,也有東南亞語通譯工作人員對移工即時協助,新北市移工人數近十萬人,高居全國第3位。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諮詢股陳冠廷股長(右)受訪,談新北市高風險職場應對計劃。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諮詢股陳冠廷股長經常主持與移工有關的勞資爭議協調會,受訪時,他在勞工局會議室裡,拿出2018年新北市從1955接獲通報、受理的案件統計,當中顯示,移工被性騷擾65件、性侵害案有7件。

陳股長說:『(原音)2018年,我們新北市全國首創一個所謂的高風險職場關懷計劃,當我們接受到這樣的一個案件,外勞透過1955電話告知被性騷擾或性侵害,我們就會馬上列管這個職場;遇到這類這件事情的外勞,其實是會馬上被我們安置,可是因為大部分的案子在性騷擾甚至性侵害,其實在地檢署那邊,目前來看,其實不起訴的機率很高對,只要不起訴,對於那個雇主來講,他還是可以持續聘請下一個看護工,所以我們一定會把那個地方列為一個高風險職場,也會委派給NGO團體,以電話關心新的外勞,但是,我們當然不會去跟這個新外勞講我們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一個行動,避免他的心裡會有疙瘩和壓力。』

未有配套 高風險雇主仍可聘移工

高風險雇主没有被列為拒絕往來戶,反而還有再次徵聘移工的「保障」,這個曾經讓女孩受害的「家」,會成為另一個女孩的傷心地嗎?

過去1年,台灣傳出多起因工廠大火造成移工葬身宿舍的意外,勞動部因此提出,只要業者發生工廠火警、導致移工傷亡的工安事件,將廢止業者一定比率的外勞聘僱許可、並管制2年內不得申請新外勞。

那麼,為什麼高風險家庭還能再次申請看護工?關注移工議題的立法委員吳玉琴說,她也曾經為此提出修法,但是……。

吳玉琴說:『(原音)我們原來的修法是想要直接把它廢除,也就是不能再聘用家庭看護工,可是,這會有被照顧者後續由誰來照顧的問題,可能是被照顧者的親友有性侵的作為,這部份要怎麼細緻的處理,可能不是修一個修文就可以,所以勞動部當時說服我們,可不可以緩一緩,然後配合幾個配套來修我可以理解,因為一個法如果硬修没有配套完成,可能會造成更多的民怨或者法的不周延,所以這部份我就没有那麼強硬說一定要通過。』

移工公投「夢」 自己的法自己修

口號聲:『(原音)共同生活共同決定!移公要公投!』

自己的法,自己修!在台移工曾經有過這個「夢」。

回顧2017年,台灣移工NGO團體首次推動「移工公投」,公投議題包括「家務勞工應有勞動法令保障」、「廢除仲介制度,強制政府與政府直接引進」及「移工應可自由轉換雇主」,訴求獲得一萬兩千多名移工支持,這些票數代表身在台灣的一群没有投票權「非公民」的心聲。不是公民的外國人,投票參與政策決定!可能嗎?


移工團體推動模擬移工公投,訴求政治平權。(劉玉秋 攝)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研究員陳秀蓮說:『(原音)歐洲一些個別的國家,其實對於就是這種沒有當地國籍的人,但他有一個居留事實的話,每個國家的居留年限規定是不一樣,他可能會可以加入當地縣市首長或議員或一些政策有投票權。』

移工團體表示,2002年,歐盟已公開呼籲,要讓各國移民享有政治權利,在境內居留一定期限的移民、移工,就應享有「地方政治權」,像是在羅馬等城市,居留6個月以上的外國人,就有地方政治投票權,並能選出外國人自己的代表,進入市議會監督市政。

無關政治,陳秀蓮說,現階段,移工僅是期盼能為攸關己身的權益發聲,但卻遙不可及。陳秀蓮說:『(原音)嗯!我們在提移工公投的時候,就會有人說,如果他們都沒有權益的話,那他們為什麼可以在路上開記者會?其實移工只能參加合法申請的集會遊行,然後他們會有危險是說,如果參加行動,很容易就被點名做記號,被認為是一個麻煩的工人的時候,就會因為他參與這樣的行動而被解雇;那你問說他們有什麼權利?他們拿勞動契約進來,已有勞基法保障的工廠工人,他們就會有勞基法的保障,就這樣而已,那没有勞基法保障的看護工,他就是拿著勞動契約,但所有勞工法令不保障他,他只能碰運氣。』

Tony說:『(原音)大部分的鄉下人他們需要找到工作,想要賺更多的錢,即便他們必須要遠離自己的家鄉,飛到臺灣、到香港去、澳門去、馬來西亞或沙烏地阿拉伯也好,這些對他們來講就是抱著一個希望,來到其他國家,賭賭看自己的命,可不可以改變經濟狀況。』

本國權益優先 壓力中推移工人權

東南亞移工的跨國移動旅程,像賭俄羅斯輪盤,散居各地的家庭看護工,在以本國人保障優先的政策下,誰也不知身在異鄉,將會被如何對待?

立法委員吳玉琴感嘆,提案修法後,曾感受到來自仲介龐大的壓力與威脅,但是,國家大舉推動新南向政策的當下,政府本當應該在移工、雇主、人力仲介三方的權利、義務中,做出更為合理的法律架構規範。她說:『(原音)立法的過程中,還是會有問題產生,所以你剛剛問,嗯……明明知道這是基本人權,為什麼可以到現在才處理?因為人權不是一步就到位,它必須不斷的在過程中爭取往前進,可能還會倒退,所以我常常說,我們沒有退讓的權利,因為我們只要退讓,我們所守護的這些弱勢者的權益,可能就會退一大步,所以只能在法律面不斷的往前去修訂。』


吳玉琴立委辦公室裡,「社福」兩個字相當顯眼。(詹婉如 攝)

走進吳委員辦公室,最先映入眼簾的是「社福」兩個字,到立法院前,在非政府組織工作多年、長期關注老人議題的她強調,好的社會福利不該是建立在對更弱勢者的壓迫之上。

監察委員王美玉說:『(原音)你看每次很多那種抗議的場合,很多移工朋友推著阿公、阿嬷上街頭,我相信,阿公、阿嬷他們最大的依靠就是這些移工,反而老人家跟他的兒女聚會的機會沒那麼多,所以我相信人是良善的啊,所以我們怎麼對人家,他一定會感同身受來回應,所以移工在台既然已經這樣多了,那麼輔助系統應該更健全。』


監察委員王美玉接受央廣專訪,陳述移工性侵事件調查報告。(詹婉如 攝)

監察委員王美玉報告中提及,近年,外籍看護工被性侵害案件通報數,平均每年一百件起跳!

面對語言與法令的弱勢,再加上冗長的司法程序,把移工推往整體結構的邊緣;庇護中心裡的女孩送走後又來一批,社工的檔案夾只是換了個新名字,每個案例都是對勞動困境的呻吟與控訴。

東南亞國家將女兒送到異鄉打拚,難道只能祈禱,下一個被性侵的不是我家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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