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新冠狀病毒已造成世界性的疫難,是自然災難還是因為人類無知?如果病毒是自然原因導致,一時無藥可醫,那是因為人類無知、科研無力,現在我們看到的現實卻是:中共的危機應對與權力的控制欲是疫難擴散的最重要原因。
人病背後,我們看到中共治下的國家病得更重,國之病解藥只有民主與法治。民主是一味藥,也應該成為社會常識,對當政者,它是苦藥,對社會普眾,它是良藥,沒有民主這味藥,國家就會患上專制之病。在民主政治生態下,底層社會因為擁有自治權與自由權,李文亮醫生不會因為傳遞疫情信息而被警察拘審。媒體不姓黨,沒有黨和政府控制媒體,隨意刪除信息,醫院更不需要層層上報省衛健委、中央最高領導,然後坐等上司的「指揮、部署」,才敢公示疫情。民主意味著媒體與防疫、應對疫難都是專業領域的事情,中央與地方政府只能配合,而無權控制。
近期法廣(rfi)採訪臺灣病毒專家蘇益仁時,他一針見血指出:(中方)還是依照三級三層:武漢市報告到湖北省、湖北省再報告到北京……這樣的過程會延緩或隱匿疫情。我覺得,北京的官僚體系制度,和防疫隊非常重要的及時資訊需要之間有落差,沒有辦法反映真正在武漢的情形。這在防疫領域是一個大忌!
疫情當前 中共卻集國家之力控制訊息
中共這次是在第二次跌倒在同一個坑裡,北京SARS病毒傳染之時,就是集中力量控制媒體信息,紙包火的遊戲最終玩砸。
中共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但在疫難發生時,卻集中力量用於控制信息傳播,而不是集中力量調配醫護人員、專家、物資進行有效應對,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資本主義」國家,很快集中力量撤僑,美國先行一步,其它國家與臺灣跟進。只要中共不集中力量阻撓,一切都會有章有法地進行。
對比一下民主臺灣,也許是一面鏡子,可以看到大陸在防疫方面存在的重大問題:
民主醫好了台灣威權政治之病
2003年7月SARS後,臺灣政府撥出專款進行防疫體系的強化、防疫醫師制度的建立及對新型疫情的應變準備,包括啟動國安疫苗自制、抗病毒藥物及口罩等防疫物資的儲備等。武漢肺炎疫情蔓延之際,臺灣與世界上20多個國家一樣,已有自武漢輸入的病例及群聚感染,但截至2月6日,尚未有繼發的社區感染。(紐約時報:臺灣肺炎防疫困境與中國未從SARS中學到的教訓 蘇益仁 2020年2月6日)
是民主醫好了臺灣威權政治之病,使公權力向下服務,否則就會失信於民,失去當政機會,而無民主的大陸政權是唯上體制,公權力不是服務型機器,而是維穩機器。紅色權貴資本主義造成了巨大的貧富分化,當政者面對政權危機,從對異議人士的控制與打壓,到對普通民眾私信的監控,無所不用其極。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春節期間視察武漢金銀潭醫院。圖/取自中國國務院官網
用於維穩的機制加上利益驅動的權貴資本主義,無法用於應對疫難危機,維穩機制中,出現群體事件,驅動軍警裝甲車直接鎮壓,但疫難出現時,中共習慣性依仗的軍警力量幾無作用;黨化管理一切機構,宗教與民間團體習當政之後遭到解散或控制,中共直接管理的紅十字會官僚化,捐贈的物資無法及時送達到需要的醫院,醫院醫護人員需要的防護口罩防護服都無法保證,造成一線醫護人員感染嚴重。人們很難想像,一個經歷過SARS病毒侵襲的國家,面對新冠狀病毒的又一次侵襲,竟如此不堪一擊,只能採取最不人道的方式,封城、封村,甚至對疑似感染家庭進行殘忍的封戶。
封城後種種侵犯人權舉措 讓人聯想起文革
底層沒有民主權利,卻有「民主責任」,將大量政府應該解決的問題,下壓到基層社區:上門檢測體溫,調查感染人數或從武漢回來的人員,甚至把重病者送院的責任也壓給了社區。如此這般,造成底層的衝突互害,社區聯防人員擔心受到上級問責,就動用暴力對付那些沒有戴口罩者,甚至在家門口曬太陽的老人,也被聯防人員與警察拘捕。侵犯民眾人權的現象通過自媒體上傳到海外公眾網絡,使人想起文革時群眾鬥群眾,充滿暴力與非人道亂象。
在正常的民主國家,此時的社會會是立體多層面運行:行政機制的運行,由政府調配資源;民間組織運行,志願者參與其中,無需要政府資金就可以獨立運作;還有強有力的宗教組織,他們進入社區,近距離服務。而中共黨治、黨管、黨控社會,對非黨領導的組織一概廢止(僅有少量留存),而政府建立的社區卻資源匱乏,更談不上志願者組織。這種專政社會在危機時刻只能用運動與專政的方式,來應對一切。
一黨獨裁 遍地是災
更嚴重的冒險則正在發生:中共高層決定推遲「兩會」的召開,卻要求地方政府在四月前「消滅」疫情,一些工廠在政府強行要求下復工,政府擔心三個月以上的無生產,會重創中國經濟,引發社會動亂,造成資源貯備嚴重匱乏(從醫療物資短缺可以看到),所以又一次冒險,置普通民眾生命安全於不顧。
古語有言: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國之病不醫,人之病難癒。能醫治國之病的藥方是普世價值:民主、自由、法治,而中共治下強調的,只是黨的領導,元首一尊、令行天下。而這正應驗了七十年前中共指責國民黨政府的那句話:「一黨獨裁,遍地是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