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是遇羅克被槍殺和曹順利被病逝的祭月。遇羅克在文革期間撰寫《出身論》，探索社會不平等和特權的根源。曹順利在維權時代利用國際人權機制，聚集社會邊緣群體爭取權利。兩位先行者的思考與實踐對解讀當下中國有何借鑒？

遇羅克生於1942年，他在中共建立和鞏固黨國極權體制的17年中，完成了中小學教育、經歷了失業、下鄉勞動、臨時代課和工廠學徒的生涯。極權體制對政治、經濟、文化生活自上而下的壟斷和控制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結構，以每個人的出身決定其階級成分和社會地位，將個體束縛在單位的管制中。社會逐漸失去自下而上的自發組織，行業之間橫向聯繫的網絡也被壓制。

由於中共屏蔽民間反抗的歷史，遇羅克和他的同時代人很少能直接從1950年代的反抗（比如反右運動中的校園民主運動）汲取經驗和教訓。他們主要從自己的思考、閱讀和經歷尋找抵抗方式。遇羅克以研究出身階級劃分問題為線索，利用文革初期中共激烈的內鬥而對社會放鬆控制的時機，組織辯論會跨越社會階層進行討論，通過大串聯在全國引起廣泛的共鳴。 1967年，他們藉助民間辦報，系統性地闡述社會不平等和特權問題，建立和擴大了青年學生和工人網絡。這種網絡模式在70年代末的民主牆運動和八九民運中都有體現。

與1980年代相比，六四鎮壓後中共對遊行、集會和結社監控得更加嚴密。九十年代民間嘗試突破監控的方式包括組黨、修煉法輪功、參加地下教會等。 2003年，維權運動興起。「同城飯醉」成為聚眾和民間建立網絡的方式。訪民在公共空間中是最常出現的群體。

中共的信訪制度始於1950年代，沿襲了皇權時代的一些做法，利用的是百姓對青官的期盼。信訪是中央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手段，讓中央扮演青天老爺的角色，提升政權的合法性。尤其在六四以後，中國政府更將信訪制度宣傳成中國制度優越性的表現、協商民主的形式和人權保障的機制。同時，中共將信訪納入維穩體系，強化黨對各部門和各級官員的控制，對重複上訪和異常上訪嚴格限制，尤其壓制越級上訪和跨地域的集體上訪。

中國發展模式的本質在於犧牲底層民眾的權益。許多農民工在遭受工傷甚至失去生命後都得不到補償；國企改制後大規模工人被強迫下崗；城市化過程造成大量農民失地、居民失房；食品和醫療醜聞等也讓更多人成為受害者。由於司法途徑不暢通，受害者和家人往往訴諸上訪這一行政手段，試圖依據《信訪條例》尋求公正和補償。但是通過上訪解決的問題只有0.2%，絕大多數上訪者的目的是讓中央知道對地方政府施加壓力。

曹順利是在1990年代中期介入維權活動的。當時她的工作單位也開始推行公房的私有化，由於揭露單位領導分房腐敗，她被開除了公職。在千禧年後，曹順利在上訪中發現信訪不僅沒有解決上訪者的訴求，反而成為追蹤訪民的機制，當局使用截訪、精神病院、勞教和黑監獄等手段迫害訪民。曹順利開始利用自己的法學知識向訪民介紹國內法和聯合國人權機制，使上訪者知道以法律保護自己的權利、約束各級政府。曹順利聯合了不同地域的訪民集體上訪，以遊行、靜坐的方式實踐公民權利，將中共禁止的各種上訪轉換為同城和異城集會，建立了訪民相互支持的網絡。

但是聯合國人權機制也受制於自身內在邏輯的制約，未能堅持人權高於國家主權的原則。當中共提出主權和發展就是人權時，其他國家政府從未以《國際人權法案》為依據質疑中共未經普選授權的合法性。同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由各國政府構成，這本身就是以主權主導人權，更不能將各國政府侵犯人權案例有效移交給國際刑事法庭。最可悲的是，2013年9月曹順利在準備登記前往日內瓦觀摩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中國的普遍定期審議時，被公安攔截，半年後在羈押中死亡。極權統治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本應對曹順利之死負終極責任，卻可以在聯合國宣講以所謂中國特色的人權構建人類共同體。這種國際人權機制不改革，只能淪為「洋上訪」的擺設。

遇羅克和曹順利為了爭取公民權利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們在夾縫中不斷抗爭的精神會不斷激勵一代又一代的抗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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