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殘障媽媽育兒困境:被歧視又缺醫療環境 連家長日都不敢去

  • 時間:2020-06-29 17:00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中國的殘疾女性想要育兒得面臨許多困難,不但醫護人員與環境不友善,下一代也容易遭標籤化,殘疾母親甚至連學校家長日都不敢去。 (示意圖/ZSun Fu/Unsplash)
作者按》中國的殘障媽媽,不僅被家長式作風,限制她們的生育選擇;也因為醫療環境的無障礙設施不足、沒有殘障意識的醫護人員,被迫戴上生育枷鎖,即使生下小孩,艱難重重的育兒困境,也令她們對爲人母的可能性望而卻步。


育兒—對女性而言,並非天經地義的一件事;這也是多年來,女性主義者倡導的理念,讓每一個女性可以自由、自主地選擇生育。然而,比起非殘障女性在生活面臨的催婚催育的遭遇,殘障媽媽遇到的生産、育兒困境,則顯得複雜很多。

當今中國,家長制作風仍然盛行。孩子的每個選擇、決定,都必須得到家長的批准與認可,才可以執行。在殘障議題中,這種情況也更加明顯:由於目前殘障議題在中國仍處於「送福利」的助殘觀念,較進步的社會模式(障礙被視為社會制度性因素所造成的不利地位或限制,因此須改變的不是個人而是社會)仍在緩慢發展中,殘障者的衆多權利無法落實,很多時候需要求助父母,因而自身也變得非常無力與被動。

這種失權的狀態,毫不意外地也貫徹在殘障者的生育議題中。在我曾經接觸過的殘障女性案例中,不少人都坦言對生育的考慮,常常會被被家人的意見左右;甚至,她們的生育,對於一個家庭而言是有明確意義或者某種責任存在。

家長式作風限制身障女性生育選擇

一方面,出於中華文化根深蒂固的「傳宗接代」觀念,殘障女性的生育,被認爲是一件理所應當的事情。因此在婚後,殘障女性的丈夫、雙方的家人,則對她的生育充滿了期待感與急迫感,甚至出現把她當成一個「生育工具」的極端情況。

而且,考慮到媽媽的障礙因素,家人們也覺得有了下一代後,可以更好地照顧上一代—生育的目的,表面是希望新生命帶來更多歡聲笑語,實則是爲了産生一個新的「照顧者」角色,可以在未來承擔責任,滿足殘障者的個人需求。

我也時常觀察到另一種情況,一些殘障女性的家長則擔心障礙的遺傳,如果她們再生下「殘二代」,由於自身無法照顧孩子,則會給其他家庭成員,帶來更多在金錢、情感上的負擔。於是,家長們對性教育、婚戀需要等話題,通常是避而不談的態度,認爲只要養活殘障的女兒,爲她們提供生存空間即可。

因此,生與不生的選擇,殘障女性雖作爲主體,卻往往被其他家庭成員剝奪了發言權。她們的意識與身體,則在他者的發號施令中,被扭曲成爲一個制造小孩的工具,如同現代版本的使女故事。


中國殘疾人士育兒環境不佳,就連下一代也經常飽受歧視,令不少殘障者不敢育兒。圖取自中國殘疾人網

醫療環境不足成生育枷鎖

那麽,如果沒有其他家人介入,殘障女性在生意議題的選擇權,是否可以真正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呢?事實上,答案可能為否定。無障礙設施不足、合理便利無法提供的醫療環境,則是束縛他們的第二道枷鎖。

目前,有坡道、無障礙廁所、願意提供合理便利的醫院,在中國的數量並不多。據《2017年百城無障礙設施調查體驗報告》可知,醫療衛生單位在實地體驗調查中的無障礙普及率只達到了 67.4%,在大衆感知調查中普及率也低爲42.3%。

上述數據只是選擇了城市,那麽在醫療資源不發達的鄉鎮地方,符合殘障者需求的醫院與醫療資源,則更加緊缺。這意味著殘障媽媽需要做大量的孕前准備,不僅需要尋找有無障礙設施的醫院,而且還要咨詢院方能提供合理便利,經曆過如此繁瑣的手續,最終確認後才敢安心懷孕。

此外,沒有殘障意識的醫護人員,也同樣困擾著殘障女性。比如在懷孕的過程中,當聽障、視障的女性去醫院産檢時,醫護人員通常會以資源不足爲由,拒絕回應她們的求助,直待她們的家人到來,才會開啓問詢與對話。如此不夠人性化的處理與對待方式,無疑是忽略殘障女性的存在,令其在精神上受到嚴重的傷害。

她們即使想生,但實際上承擔的生育成本卻十分高昂,如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時間、金錢等;再加上考慮到需要麻煩醫護人員,可能出現被對方嫌棄的狀況,不少殘障女性只能望而卻步,選擇維持原有生活,難以體驗到其他非殘障女性獲得的親子快樂。

醫護意識不足令殘障女性精神受害

不過,即使殘障女性順利地生下小孩,但接下來面臨的一系列育兒困境,仍然讓她們對未來憂心忡忡。

最顯而易見的,則是殘障媽媽無法帶自己的小孩,進行不同類型的社會交往。由於無障礙設施的不足,很多公共空間都存在多人行樓梯、少坡道的情況;又或者是如公園、景區等供人遊玩的地方,會出現少量石墩阻礙進出的問題。

因此,當殘障媽媽進入上述環境後,只能無奈地讓小孩獨自探索,自己尴尬地在外等候。長期下來,這不僅會讓小孩産生強烈的失落感,甚至是形成對非殘障家庭的對比、自卑心理;而且也加強了大衆對殘障女性的刻板印象,片面地認爲她們無法陪伴小孩的成長,也沒有保護小孩的能力。

當然,也許有些殘障媽媽會求助其他家庭成員,讓他們去帶自己的小孩體驗與嘗試,以此作爲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但這依然沒有解決核心問題,因爲隨著時間的變化,小孩到了上學的年齡時,殘障媽媽們又如何解決接送上下學以及開家長會的問題呢?

對此,不少殘障媽媽向我表示很焦慮。因爲在她們升學的環境中,「身殘志堅」的殘障身份成爲了一條口香糖,緊緊地黏在她們身上,甩不掉還會越變越多,讓她們無處可逃。如今,這些帶著同情或歧視的標籤,則從她們本人,延伸到了在殘障家庭中成長的下一代,卻依然無法避免校園欺淩的窘況。

下一代伴隨歧視或同情標籤 

哪怕她們做好了各種心理准備,希望與校方、學校有更多的交流,盡力提供給小孩一個平等的教育環境時,在實際操作層面卻困難重重。比如校園內缺乏無障礙電梯,殘障媽媽就很難進入教室;又比如校方無法提供如字幕支持、手語翻譯等合理便利時,她們無法與老師進行有效的對話,也參與不了家長會(台灣稱家長日)。

從生與不生,到生下來如何育兒,這一系列的問題就像是密不透風的網,緊緊包裹住殘障女性,令她們承受著衆多的壓力。但梳理完她們的困境,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除了覆蓋更多的無障礙設施,與加強殘障友好理念的倡導工作,一個「當媽無障礙」的社會如何能真正地建立,她們又如何能夠掌控自己的生育權呢?

畢竟,作爲殘障女性,她們有成爲媽媽的期待與需求,也應該值得社會大衆的關注、理解與尊重。

作者》 林溢智 一位長期關注性別議題與障礙者權利的中國社工,透過報導與個人書寫,帶領讀者了解障礙者在中國社會的生存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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