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下破碎的蛋—唯色和她的《檔案》 - 新聞

檔案：極權者的馭民工具

「檔案」是個什麼東東？每當翻譯中出現這兩個字，總有人問是否相當於日本的「My Number Card」？對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小白兔解釋這個問題，需要繞口令一樣費神。

2016年起，日本政府在社會保障、稅務、防災領域開始使用個人編號，即向國民及持有住民票的外國人發放12位編號的「My Number」，儘管政府強調目的是為了提高行政的透明性，實現社會公平與公正，但從一開始，就遭到「日辯聯」（日本律師聯合會）、「全商聯」（全國商工團體聯合會）等多個團體和個人的質疑與反對。理由是侵犯了個人隱私，更有人提高到戰前特高警察對國民的監視。所以至今，網上有「不許擴大利用，廢止反對聯合會」。去年政府作為新冠肺炎經濟對策之一，向國民（包括外國人在內）每人發放十萬日幣，領取時不需要「My Number Card」。

而「檔案」不是一般的個人記錄文件，它是社會主義招牌下的各種機關，比如學校、單位、甚至金字塔最下層的居委會的黨、團組織共同編製的一隻看不見的黑手，掌握「檔案人」的調動、升遷、保險、住房、社保甚至生殺予奪的大權。

徐蕡先生曾指出：檔案是權力統治的工具，是權力為個人建立和保留的「客觀記錄」，但它的素材卻是由受人性卑劣因素和齷齪動機—妒忌、恐懼、讒媚、背叛、出賣—所支配的告密者偷偷提供的。

「紅旗下的蛋，卻突然被擊破」- 唯色的《檔案》

2014年，被西藏自治區文聯以「擅自離職」為名驅逐出體制已整整十年的藏人作家唯色奇跡般地獲得自己的政治檔案。但是原單位很快悔青了腸子，企圖從唯色母親手裡收回。獨立電影製作人朱日坤聽說後立即意識到其重要性，迅速趕到拉薩，將這份檔案帶回北京，請「檔案人」唯色對著鏡頭，從蓋著「檔案」漢藏文紅色大字的牛皮紙大信封中，一頁又一頁地緩緩抽出來，并一字一句如實朗讀其內容。

（圖片出自《檔案》，朱日坤拍攝）

這部名為《檔案》（The Dossier）的128分鐘的紀錄片曾在幾個國際電影節上映。

《檔案》袋裡裝了包括出生年月、體重、身高、學歷、特長、民族、配偶、政治面貌、主要家庭成員以及社會關係、是否擁護黨的各項政策等等在內的《履歷表》、《政治鑒定》、《參考》、《入黨入團》、《獎勵或懲罰》、《人民醫院體檢表》等十種材料。時期包括從唯色上幼兒園開始，小學、初中、高中、西南民族學院預科、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畢業後分配到《甘孜報》，兩年後調動到《西藏文學》，直到2004年離開拉薩。

我素來噤聲，因為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一生下來就在解放軍的號聲中成長，
適合做共產主義的接班人。

唯色曾在詩歌中這樣寫道。

她的母親出生於莊園主家庭，但後來成為黨培養的少數民族幹部，父親是西藏的一名高級軍官，留下了數百張珍貴的文革時期西藏的照片，她的舅舅，懇求母親將私有財產分給僕人和僱農，還在耕牛的犄角上各插上一面小小的五星紅旗，在中央民族學院讀到研究生，在昌都地區工作時入黨，後來成為一名藏學家。

小時候的茨仁唯色與父親澤仁多吉（唯色提供）

唯色從小品學兼優，被評為「三好學生」、「優秀共青團團員」。大學預科和本科的「政治鑒定」上記載，「該同學長於寫作，積極辦墻報，學習張海迪精神，熱愛社會主義制度，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捧上赤子之心」；「深深感謝黨對我這個少數民族學生的關懷」；調動的工作時的「政治過關」上記載：「擁護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十一屆三中全會，」等等大話套話。缺點是「好動感情，曾把個人奮鬥當做理想」、「認為自己的智商太低」。

但是2003年元月，唯色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被中共中宣部和統戰部定性為「嚴重的政治錯誤」，一般漢人寫作者「犯禁」的話，只有中宣部發號施令，而唯色是藏人作家，因此被雙重全面查禁。

西藏文聯也做出結論：「誇大和美化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個別文章中流露出對達賴的崇信和敬仰，甚至表現出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和不利於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觀點和內容，對西藏改革開放幾十年所取得巨大成就視而不見，過多地沉湎於道聽途說的舊西藏的懷戀，出現了錯誤的價值判斷，背離了正確的政治原則，喪失了一名當代作家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和建設先進文化所應承擔的政治責任」。

本來作為黨的「可以培養的革命接班人」的唯色，額頭上就此烙印了一個原罪的「紅字」。他們發起單位和親朋戚友的「車輪戰」對她進行「幫教」；試圖逼迫她說出違心的話，比如「達賴是一個分裂分子」一類。也就是說當一個人觸犯了他們的潛規則，不僅要從體制內加以懲罰，而且要從親朋戚友、血緣地緣的脈絡中清除，同時恐嚇其他人戰戰兢兢，噤若寒蟬，劃清界限。他們最後給唯色一張「踏繪板」，那就是去寫讚美青藏鐵路的文章。

唯色給文聯黨組留下一封信，題為《我永遠是一個信仰佛教的西藏作家》，坦陳「這個『關』我過不去，也不願『過』，而且在我看來，這種『過關』有悖作家的天職和良心」。

自此，唯色「除了關進監獄，能被剝奪的都剝奪了」。

禁書《西藏筆記》

那麼，《西藏筆記》究竟是一本怎樣的書呢？打開書頁就是作者的自白：

「對於我來說，我寫下的文字是我內心湧現的文字，我只是我內心的記錄者，我聽從內心的召喚。當心被打動，被感動，被悸動，被驚動，被震動，被撼動……我知道，記錄的時候到了。而在西藏，我的心常常處在這樣的狀態中」。

這本書由《前言：西藏在上》、《西藏游歷》、《西藏人世》、《西藏感受》以及《後記：表述西藏的困難》幾大板塊構成。

據日本學者岡本雅享研究：1950年代解放軍剛剛進藏時，由於藏人幹部不懂漢語，拉薩小學教育上第一語言還是藏語，甚至週六下午還有「宗教基礎知識」課程，但這僅僅是中共的「戰略性讓步」，到1958年宗教時間完全被取消，政治課都是毛澤東、黨和解放軍的事跡以及《十七條協定》的內容。拉薩中學設立之後，更強調所有「不利於民族團結的內容」被刪除，由於藏語不適合數學、化學、生物等理科教學，全部使用漢語。1959年的「平叛」，造成承擔藏族教育精英的僧侶和貴族大規模的流失，文革中僅存的僧侶和貴族被當做「三大領主」批判。寺院本來具有承擔教育的職能，比如文字、文學、天文等等，但寺院遭到大規模的破壞，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自治區內尚且如此，那麼周邊藏地可想而知。四川省藏地（甘孜、阿壩兩自治州以及木里自治縣）自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間，藏語教育完全被廢除，被強制單一的漢語教育。與青海省、甘肅省相比，四川省藏地漢語化的影響都要大得多。

「我是誰」這個根源性的認同問題過去一直困惑著唯色。在甘孜自治州道孚讀小學、康定讀中學、到去成都讀大學預科以及本科，唯色沒有接受過任何藏語以及藏文化歷史的教育。

在《西藏筆記》中唯色記錄了自己對故鄉、血統、個人、民族認同的切膚之痛與艱難的精神歷程：「長期以來，我心裡盡是困惑，慌張，和一些自卑。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在不論藏人或漢人的圈子中，我都有一種不為他們所接受的擔心，還是因為作為一個命定的不純粹的藏人，竟然喪失了一切明顯的標誌」。

從成都到康定，再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拉薩，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由漢名的「程文薩」換上一生下來父親就取的藏名—茨仁唯色，意思是永恆的光芒。在名字--這條隱喻的河流裡，洄溯老家，安頓，居住，扎根，並開始學習藏語。

「可是，可是我身為藏人中一分子，西藏龐大而苦難的身影像一塊大石頭壓迫著我的脊梁，『光榮』和『無為』，我只能選擇一樣，非此即彼！」。

離開《檔案》的箝制，唯色獲得了表述的自由，選擇了荊棘的「光榮」之路，選擇了流亡，選擇了作為見證的文學。

至今，她的文字在境內仍見不得天日，亦不能獲得出國護照。但她已經在台灣出版十幾本書，她的博客《看不見的西藏》，像一道良知的光，照亮人們遺忘和試圖看不見的死角，她的文字被翻譯成多種語言，獲得世界性的聲譽。

（圖：Pazu Kong拍攝）

「我最怕的就是痛，一個耳光都會把我打垮」

2008年的「三．一四事件」之後，唯色處境日益困難，甚至一度短暫失去自由。不單她本人被威脅、被搜查、「被喝茶」，他們甚至用中世紀的連坐法，殃及她的親人和好友。這，更加令她心絞痛。

《檔案》記錄了2014年唯色自北京回拉薩的路上，因藏人身份而不能入藏。一輛輛的軍車駛過，拉薩市內暗藏的攝像頭，跟蹤的車子，甚至前腳進，「國保」後腳就跟上門……。

有一個令我難忘的鏡頭。
唯色的先生王力雄在家裡「指導」唯色要準備哪些日常隨身用品可以「帶進去」，「身上有些現錢的話，在裡面可以賄賂獄卒買些東西」。唯色用一個宜家購物的大藍色的塑料包在一樣樣準備的東西：拖鞋、牙刷、毛巾、換洗衣服、眼鏡等，還將三千人民幣用衣服層層包起來塞在包底以防萬一。「有人說：藏人的恐懼用手就可以感觸到。但我想說，真正的恐懼早已融入空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