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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i 中央廣播電臺 從未終結的苦難》吳祚來自述33 大陸「文革」時期的小學校

  • 時間:2021-10-12 17:24
  • 新聞引據: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從未終結的苦難》吳祚來自述33 大陸「文革」時期的小學校
作者的記憶中,小學老師們沒有積極引導學生熱愛領袖、搞鬥爭。(margotd1/Unsplash)
作者前言:我想從童年寫起,通過個人視角,體察大陸半個世紀以來的家庭與村莊、國家與社會,讓臺灣的讀者對大陸黨國與民間社會多一份感知。我的童年記憶可以追溯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少年時代(1970年)「文革」開始淡化,並開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1980年代讀大學、讀研究生,我在北京親歷了聲勢浩大的八九民運,最早一批進入天安門廣場示威,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後來又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而遭免職,茉莉花運動時被拘審差點身陷囹圄。我想把個人親歷複述成為文字,讓個人記憶匯入家國記憶庫。大陸苦難的歷史並沒有終結,一切仍然在進行中,大陸知識人身陷精神困境,與大陸民眾一樣無力解脫,這些文字不僅為了不忘卻,也希望給困境的同道們一份勉力。


1969年的夏天,我六歲多,坐在門前樹蔭下的涼床上,看到一位老師正從村莊經過,後面跟著一串村子裡的小夥伴們,老師邊走邊喊:要開學了,孩子們可以去上學了,後面的小夥伴們高高興興的跟著叫喊。我對著院子裡的媽媽說:我也要去上學。

媽媽沒有讓我當年上學,而是在第二年上學。

1970年上小學,「復課鬧革命」已有二三年時間,鄉村學校基本恢復正常,在我上學時,已有六七名村裡的孩子讀到初中或進入到高中,說明當時我們(安徽省)懷寧的教育受文革的影響並不大。文革中對老師進行迫害的慘烈事件多在城市發生,特別是北京這樣的政治中心,而在尊師重教的鄉村,仍然保持著對老師與長者應有的尊重。

我們生產大隊約三千人口左右,有一所小學,一個人民公社一所初級中學,三個人民公社一所高中,高中恢復招生一般是1971年開始的,按照這樣的學校設置,當時能夠上初中與高中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很多的村莊兒童無法進入初高中學習。

1969-1970年正好是入學高峰,因為1958-1961年中共的大躍進運動造成了大饑荒,婦女們基本都絕經絕育了,六二六三年之後,恢復正常生產生活,出現生育高峰,我們小小的村莊,在不同年級同時上學的就有十人左右,男女孩均上學,但女孩子上學到三年級就會減少一半,到五年級又會減少一半,能升入初中高中的非常少。中共宣傳男女平等,女人能頂半邊天,但並不能保障男童女童平等的上學。

小學與老師

我們小學像個四合院,瓦頂、土坯墻,有五個教室,每個年級一個教室,一般三十人左右,老師有七八名,美國的小學基本是一名老師負責一個班級的所有課目,而中國小學數學老師與語文老師是分開的,畫畫或唱歌、體育課則由這些老師兼任。

老師來源:有從上海下放到地方的、右派復職的、農村知識青年被聘用(「赤腳」教師),還有就是原有的正式老師或校長。

記憶中,小學老師們沒有積極引導我們熱愛領袖、搞鬥爭,相反,他們應該對文革暴力忌憚不已,因為學生們被發動起來,停課或復課鬧革命,鬥爭的對象只會是老師。所以在我的小學時代,沒有看到那種狂熱或真誠崇拜黨和領袖的老師。

其中一位劉姓老師的兒子十多歲時,一次放學路上,前面的同學在地上寫兩個大字「打倒」,他在後面寫上「毛主席」,這事在小朋友之間是笑料,但卻引起上級重視,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成為一名少年政治犯。

由於我們當地有重視人文教育的傳統,而年長一些的老師或右派復職的老師接受的多是民國時期的教育,所以即便在文革之時,他們都是盡職盡責的教學,既沒有因為處文革時代,所以上課盡上政治口號,也沒有因「復課鬧革命」而不重視學生的讀書識字。

一年級時的蔣老師是上海下放的女教師(我的一位同桌女生,也是上海下放家庭的孩子),她像個慈母一樣對待我們,教學與考試都是嚴格按照文革前的方式進行,二年級的時侯一位石老師更是嚴厲,對作業與背誦文章進行檢查,不合格的同學受到「打掌心」的懲罰,儘管我沒有挨打過,但那種「恐怖」氣氛還是令我膽顫心驚。當我回家告訴父親,有這麽一位嚴厲的老師,父親只是一笑置之:說自己當年上小學時也是這樣,先生有誡尺,就是用來打學生手掌的。

「文革」在哪裡?

無論我的村莊還是我的小學,我總體感覺是,村民與老師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把「文革」當文革,瘋狂的政治運動在這裡雲淡風輕,人與人之間相安無事。

文革的存在,有些是內容性質的存在,無法規避,有些只是一種形式,並沒有人當真。「文革」它存在於課本裡,是一種內容性質的存在,也存在於重大活動與紀念日裡,以及每天的上課儀禮中,則屬於一種形式。

課本:小學第一課就是「我愛北京天安門」,然後就是「毛XX萬歲」、「向雷鋒同志學習」,還有「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樣的政治口號,盡管小學沒有政治教材,語文課本裡充斥的多是這類政治洗腦內容。

重大活動:可能是上級統一安排,三年級時有過一次政治遊行活動,同時有學生合唱與表演,在一些村莊中串連進行,還有過一次參加區級紅色文藝匯演活動,有兩次清明節去為烈士掃墓,但記憶中沒有參加過鬥地主或批鬥「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活動,只有過一次作文與批判地主剝削有關。由此可見,整個小學五年時間,用於「文革」政治類的活動並不多,只是課外文藝活動的政治化而已。

上課儀禮:上學第一課,第一件事情,是老師進入教室時,班長喊「起立,向毛XX致敬禮」,然後喊「坐下」,一年級開始我一直當班長,每天如此,至今我也不明白,這樣的政治儀禮是如何形成的。檢索網路上同代人的回憶,只有一則相關的內容:「九一三事件」後,學校風氣發生了變化,清早一上課,「一敬二祝」改為「一敬」,向毛主席畫像敬禮。(保山日報《城隍廟裡出秀才》)也就是說,全國各地不太一樣,林彪事件之前對毛畫像敬禮的儀禮規格更高,事件之後則有所簡化,但並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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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祚來  專欄作家,獨立學者,八九六四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雜誌社社長,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被免職,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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