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以來，中共以新冠疫情為名對上海以及近50個地級市實施了全面或部分封控，受此影響的人數超過3.5億人。由於最基本的民生無從保障，死於封控的人數遠超過官方公佈的新冠死亡人數。上海已經從「魔都」變成人間地獄，慘劇環生。令很多人費解的是，如果目前中國絕大多數新冠病例都屬於輕症或無癥狀，那麼官方的強制封控措施完全不成比例，到底這些措施的背後隱藏著哪些深層的政治目的呢 ？

1. 《突發事件應對管理法》

中共從武漢封城開始一直採取嚴厲的管控措施，拒絕全面公佈新冠病毒的真實起源，限制對疫情的獨立調查，將控制疫情的臨時措施轉化為控制社會的制度。去年底，人大公佈的《突發事件應對管理法（草案）》（《管理法》）揭示了中共更嚴厲控制社會的意圖。《管理法》修改了2007年制訂的《突發事件應對法》（《應對法》），主要策略是將應對突發事件轉化為管理突發事件，升級了控制社會的機制和措施。

《管理法》對突發事件的定義延續了《應對法》的說法，所指是「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嚴重社會危害，需要採取應急處置措施予以應對的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和社會安全事件」。將公共衛生和社會安全事件與自然災害、事故災難並列，是為了免除了調查和追責制度問題和最高領導人的責任。中共統治70多年中所發生的大規模公共衛生和社會災難都是一黨獨裁和剝奪公民權利的制度所造成的，當局常用狡辯的說辭是將這些人禍歸咎於自然災害和事故災難。

中共使用管理突發事件的法律，予以自上而下國家、省級、地級權力機構制訂了對突發事件的應急預案並建立了配套的管理體制，更加嚴密常規化實施對社會控制和更隨意剝奪公民權利。例如，《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應急預案》將其他法律（《憲法》、《刑法》、《遊行示威法實施條例》、《治安管理處罰法》、《信訪條例》）中控制社會和剝奪公民權利的內容，轉化為預防和鎮壓大規模抗議的措施。

2. 極權數字化下的強制控制和掠奪

中共使用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新技術，建構了數字化黨國意識形態和機制，強化了灌輸專制的正當性，試圖更全面馴化惟命是從的社會和臣民。黨國數字化大規模收集地理位置數據，使用資訊平臺彙編了個人和醫療資訊，每天通過個人智慧手機更新健康代碼、通信大數據行程卡和社會信用黑名單等，掌控個人社會網路和流動。這種大數據控制不只幫助當局預測病例的傳播，而且以假想模式演習應對不同危機，動員民眾。

疫情以來，中共內部操控的數據包括感染人數、測試總數、每週測試數、重症監護病房數以及死亡人數，以「動態清零」的名義試驗不同控制社會措施的有效程度。同時，中共也通過多種監控技術和資訊灌輸組合，控制產品生產和物流實施掠奪。 例如，當局誇大連花清瘟膠囊對抗新冠病毒的作用，製造市場需求，從民間搜刮錢財。 這次上海封城期間，中共從其他地區以「捐贈」為名調撥了大量物質。 不過上海許多居民仍在忍受饑餓。由於缺乏對分配的獨立監督，這些「捐贈」物質可能與以往一樣，被貪污或大肆揮霍。

3. 方艙醫院、臨時隔離場所和社區式監獄

中共管理突發事件的主要方式是藉助維穩的網格化以及大數據收集和預測，嚴格限制獨立信息傳播，建立預先隔離機制和各種監禁場所。疫情期間，當局目前主要發展了兩種管控社會的方式，省級主要城市建立集中隔離區包括方艙醫院和臨時隔離場所，將陽性、或當局懷疑陽性的人移入；在城市內設置隔離區或封控整個城市。

4月中旬，西藏自治區在連續804天無新增確診或疑似病例的情況下，當局仍在拉薩和日喀則建立了大型方艙醫院，更凸顯了以疫情為由的社會控制。同月下旬以來，在河北農村地區，中共基層組織開始發放少量「春耕證」，農民只有持有這種證件，在測體溫、消毒，登記資訊後，才可以離開家做農活，回村後交回證件。任何不被當局批准的外出，都被懲罰。集中監禁被當局標定的同類人以及將群體或社區分化和分割成原子化個人，這是中共70多年統治的常規控制手段。

4. 恐嚇和規訓社會，製造人道災難，演習處理突發事件

中共將封控作為分而治之的手段，使被封控區域的居民更難組織大規模持續反抗;同時，對未被封控居民產生恐嚇和規訓效應，以嚴格遵守當局指令和自我約束，換取當局不要封控。在這種嚴密的監視網路和壓制體制中，對一切可能對政權構成威脅的力量和個體進行消解、驅散和鎮壓。

新冠疫情在武漢爆發初期，中共管控輿論，粉飾太平，羈押吹哨人和公民記者，然後將製造的人禍描繪為突發事件。現在，當局在上海等地繼續製造人道災難，目的是演習應對突發事件控制社會的機制，強化中共權力，使握有權力的官員藉機重新分配資源和尋租，將控制疫情為名的臨時控制措施固化為黨國極權制度的一部分，以更全面的軍管措施控制社會，更任意剝奪公民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