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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甚麼時候開始自認為左派的？
我還記得在小時候的心境。沒有人從出生的一刻就是政治敏感的，不少人都有過某些「政治啟蒙」的時刻（沒有的大概就長成了小豬）。對小時候的我還有不少同世代的小孩來說，一年最大型的政治活動就是六四維園集會和七一遊行，然後最出位的政黨就是社民連。回想起當年也好笑，當年社民連的中心人物梁國雄偶爾在立法會議會上作出「扔蕉皮」等「激進」行為，在今天看起來像小孩子玩過家家酒的動作，在當年已經是最暴力的政治行為。姑勿論他的行為有否改變甚麼，但當年社民連的中心政治標語，我卻記得很清楚：『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或許就是當年十分認同這句標語的理念的我，加上看到「左派就是要以激進手段改變社會」的描述，讓我對左派感到到強烈的身分認同。
當然，對中共的厭惡和我的政治身份認同也有極大的關係。看右派的其中一個代表中心特色就是「民族主義」，而對小粉紅的無腦大中華主義極度反感的我，很當然的走向了民族主義的反方向——類似國際主義的思想。並不是說我認為要「世界大同」之類甚麼的，只是我認為用一個自己從來無選擇過的身份認同為榮，不太合理，也很容易被利用。比起國家身份，不如着重於價值觀的類同，例如相信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權力分立/司法獨立等思想。這實在很有趣，因為我曾以為對大中華民族主義反感就會一直線的變成對民族主義反感，這使我在這方面的思想成為一個左派；但很多香港人卻因此發展出了反大中華主義的香港民族主義，這實在有趣。
我無意否定自己也有一部分作為香港人的情懷，也可以理解為何會有香港民族對抗中國入侵者的想法，只是說這種民族論不太經得起邏輯的考驗。最簡單的舉例說，林鄭月娥女士就是一個在香港土生、土長、講純正廣東話、也自認為香港人（最少嘴巴這樣說）的人——不管多不願意，都無法否認不論從甚麼定義上看，她就是個香港人，這個事實不會因為罵她兩句港奸而改變，但明顯的沒有任何抗爭者會認為她是同路人。那麼問題就是，我們到底應該用信奉的價值去區分人種，還是一個所謂的民族？如果答案是前者的話，那麼我大膽一問——「香港人」三個字，是否真的那麼重要？
當然了，香港人三字作為一個被中共打壓的象徵和一群有共同理念的人的身份認同，仍然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是從作為一個左翼份子的角度看，我不認為它應該是我們的核心。民主自由、維權人權和對抗暴政才是我們某部分的核心，而這些思想並不受國界、人種、宗教等因素而限制。在政治方面，這就似乎使我成了一個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