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男同志出櫃 跨海求子圓父母抱孫夢

下午3點50分，學校鐘聲響起，9歲的粽子（化名）走了出來，粽子爸已提早5分鐘在學校門口等待。我跟粽子打了聲招呼，粽子爸接到了孩子，大約10多分鐘的路程，抵達位於台北市巷弄內的家。

『(原音)粽子爸：這是你今天做的嗎？粽子：那一個？粽子爸：便當袋裏的？粽子：對啊。粽子爸：你這是那個嗎？Hanger嗎？粽子：等一下，我待會跟你說。』

回到了家，粽子一如往常，先到浴廁將手洗乾淨，今天粽子爸準備了從速食店買的薯條作為點心。

『(原音)你喜歡吃薯條，漢堡喔？粽子爸：阿姨問你呀？ 粽子：對。粽子爸：偶爾需要打牙祭。粽子爸：你剛剛說你做的是什麼？天秤。 粽子爸：天秤喔，那可以做什麼用？粽子： 你不知道天秤是什麼？粽子爸：我知道天秤啊。但我們大人天秤跟你小孩子的不一定一樣，所以我不知道你們學校的天秤是要幹嘛用。粽子：那你先給我大人的天秤。粽子爸：量東西，量重量。』

粽子從學校帶回來自己製作的天秤，粽子爸透過導引的方式，和他交換心得。拿出公仔和小火車，粽子認真的用自己的天秤示範了一次。『(原音)(現場笑聲)粽子爸：所以哪一個重？粽子：這個重。粽子爸：小火車重。我用手試試看，所以小火車真的比較重。』

9年來，粽子爸父兼母職，親力親為的帶著粽子長大。回想當年跨海求子的過程，可是經歷了一番功夫。

『像我那時候會選擇這一位捐卵者，就是我很喜歡她的文筆，還有她的外貌，整體條件，以及她的健康條件，因為當然希望生下來的寶寶是健康的。就是說如果假設我尋找另外一半的話，我可能也會喜歡這樣子的人。』

粽子爸(化名)在2016年向家人坦言同志身分，緊接著展開了海外求子「旅程」，透過美國代孕服務機構，從尋找卵母開始。

『(原音)一邊出櫃，然後一邊就同時我也跟家裡的人提了這個proposal，就說雖然我是同志，但是我還是會想要有自己的小朋友，等於就告訴我爸媽說，雖然我是同志，但你們還是抱得到孫子。』

粽子爸和粽子。(陳林幸虹 攝)

選擇自己心怡的卵母後，粽子爸經由美國生殖技術，成功擁有6個胚胎，不過，接下來尋找代理孕母卻遇到瓶頸。第一位體檢沒過關，第二位在視訊訪談過程中，因為粽子爸的同志身分，擔心他是否有能力照顧好孩子而拒絕，一直到第三位才成功媒合。『(原音)她當時問我，因為那時候我沒有心理準備，然後我就覺得說，可能因為我沒有回答得很好，所以我也覺得從那件事情後，第三次要interview的時候我也仔細想，對，我自己是不是，我要做這件事情，我是不是已經Ready了。或是如果真的哪天發生什麼意外，我有沒有能力，就是support system很好，我覺得這個也還算是一個Lesson Learn。第三個就是相談甚歡，然後我還特別飛去美國，去跟她當面見面，然後見了她先生，然後又看到她的小孩，因為做代母都要自己懷孕過有小孩的人，有經驗的人。』

儘管最終媒合成功，但接下來的過程，又是另一項考驗。孕母在孕期前階段，孕吐嚴重，到了後期，還因為時常頭暈，得停掉工作。為此，粽子爸特地飛往美國兩次，陪著孕母超音波檢查。『(原音)其實這段過程，雖然我沒有親自懷孕，但是我完全可以體會到就是代母的辛苦，還有我內心的一個煎熬，就是因為我跟她隔著一個太平洋，其實說，我以前最怕半夜收到E-mail，就是不是銀行老闆的E-mail，而是那邊的診所，或是那邊的仲介告訴我，像她後來懷孕最末期有些不適。』

終於等到孩子出生的那一刻，這天，粽子爸當然也沒有缺席。『(原音)懷孕最後(生產)，就是我也有進產房，然後我也有去剪臍帶，老二的話就沒有，不然老二本來也要去，老二是因為在COVID期間，我不能進醫院這樣子。美國很流行，就是一出生之後就要馬上skin to skin，所以我也是脫衣服，然後抱小孩。』

代理孕母產子 孩子好奇自己的出生

粽子爸在2017年有了兒子粽子後，2019年又透過另一位孕母，在2020年擁有女兒。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粽子爸時常透過信件和照片，讓代理孕母了解孩子的成長過程。粽子在3歲時，開始對自己的出生感到好奇。『(原音)我們家3歲就在問。現在小孩子都很早，而且你上學了就會問，因為別人家有媽媽。所以我一開始就告訴他，我們家沒有媽媽，我說，我們出生就沒有媽媽。所以他就問我，爸你又沒有肚子你怎麼生？他說因為他學校有同學就已經問過他，他來問我答案。我就說，喔，對啊，因為爸爸去美國請阿姨，把你尿尿的地方的東西，放進阿姨的肚子裡，然後你就從天上的星星變成我的小朋友了，這樣子。（記者問：那他還可以接受嗎？）他就似懂非懂。』

粽子爸帶粽子見了代理孕母後，代理孕母也在信中透露著對孩子的不捨和思念，期待有機會能夠再見到孩子。(粽子爸提供)

隨著孩子的認知發展，粽子在6歲時，粽子爸帶著他飛往美國，代理孕母也在6年後，再次見到了孩子。粽子爸說：『(原音)後來伴隨他的知識成長，我又帶他去看過那位阿姨就是真實的存在，他大概就比較具體了。我就跟他說「This is a very kind auntie」，她的name是什麼。雖然他一開始就很害羞，等於是出生後再也沒見過她(孕母)，還好那個孕母也非常的有經驗，因為有3個小孩，所以她就簡單聊天，後來就逗他，我們也一起拍照，就是吃那頓飯就吃得還滿開心的。然後他後來還跟我說，暑假可以送小孩子過去，可以住她的家。』

在那段旅程結束後回到台灣，代理孕母也寫了封信給粽子爸，表達再次見到孩子的心情，信中透露著對孩子的不捨和思念，期待有機會能夠再見到孩子。粽子爸也坦言，包括自己以及所聽到的個案來看，孕母通常都希望未來和孩子仍有連結，而不是一刀切斷關係。『(原音)（記者問：所以你覺得孕母會不會想要跟這個孩子有連結性？）我覺得看人，有些會有些不會，我聽到有些case，但是我覺得大部分我聽到的都還是會。但是她們也很清楚知道，在法律上，這個不是你的孩子。』

年輕時摘除子宮 婚後開啟跨海求子代孕路

不同於粽子爸的同志身分，小娟則是因為子宮肌瘤、肌腺瘤等問題，年輕時摘除子宮，婚後由於另一半對孩子的渴望，讓小娟夫妻在12年前開啟了海外求子的代孕路。『(原音)我們完全沒有管道，我們直接上網去找，因為我先生他曾經在國外留學，他外文還可以，就是都沒問題，所以他自己去看那些國外的網站，然後發現這個管道，就是有這樣子的仲介公司，所以我們就透過仲介公司去處理這件事情。』

10多年前，台灣對於討論代理孕母一事，仍相當保守，資源也有限，小娟在民風純樸的南部鄉下，婆婆自然無法接受一位不能生孕的媳婦。因此，小娟夫妻隱瞞海外求子的計劃，每趟去美國的取精、取卵，家裏長輩得到的訊息是海外旅遊。由於先生是獨子，一開始的傳宗接代期盼，反讓這段海外求子路更顯波折。『(原音)我們取了7、8個卵，然後受精之後，我們就因為那時候美國不能告訴性別，但是可以透過一個做法，就是檢查胚胎(基因檢測)，有沒有先天遺傳疾病，就等於說，你每個胚胎的細胞都抽取1個，可是1個胚胎，你形成胚胎才分裂成幾個細胞而已，所以那個胚胎是很脆弱的，可是你又抽一個細胞出來，它就很容易掛掉。所以，我們那一些植進去之後，沒有一個活，因為太脆弱了。』

代理孕母懷著女兒，小娟和孕母合照留念。(小娟提供)

隔了3個月，小娟又再試第二次，但因為取卵太過密集，排出的卵數量不多，又宣告失敗，讓她很氣餒。最後，她決定辭掉工作，在家養身體。過了1年，她再度重啟海外求子的旅程，那年，她已經40歲。有了前兩次失敗的經驗，小娟夫妻不再在意性別，只希望能成功就好。『(原音)那次取出來有4個卵，4個都受精，我們都沒有驗性別，就直接全部植入代母身上，4個都著床。代母就說，我好難受，因為黃體素太高，她吐到不行，然後就去檢查，裡面4個胚胎都著床了，她就吐得快要暈過去。你想想她懷4胞胎會有多痛苦，結果我女兒太強了，就把一個先PK掉，就變成3個，她還是吐到不行，然後又PK掉1個，剩下2個，就是我們想說雙胞胎也好，沒關係這樣就不用減胎了，本來如果是3胞胎，我們覺得太多了，要減一胎，兩胎就好，結果我女兒又太強了，又把另外一個又PK掉，只剩下自己獨大。』

代理孕母吃了不少苦，才讓小娟夫妻圓夢，小娟滿是感謝。孩子快2歲時，她帶著孩子飛往美國一趟，讓孕母能夠再見到孩子，和孩子重逢，孕母難掩激動，很客氣的問了小娟，能否讓她抱抱孩子。小娟說：『(原音)她(孩子)的生日，她還會用FB傳訊息給我們說，祝她生日快樂。像之前母親節我們都會傳給她，祝她母親節快樂之類的。然後我們有一個APP，就是小朋友的照片可以PO上去，然後家人可以看，她會每天都在那邊看有沒有PO新的，她還會一直等，一直等這樣子。』

孩子是代理孕母產下 小娟夫妻隱瞞逾10年

孩子是透過代理孕母產下，這10多年來一直是小娟夫妻的祕密。小娟在採訪過程中，不時關注家中成員的動靜，擔心我們的對話被家人聽到，這也讓採訪數度中斷。但對於像粽子爸或是像小娟而言，因為有代理孕母的存在，也才能圓了他們生命中的缺角。

根據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同家會)的統計，從2018年以來，平均每年有700多人次對海外人工生殖以及代孕向同家會提出相關諮詢。也因此，除了像粽子爸這樣的同志，或是像小娟這樣，沒有子宮、免疫疾病導致懷孕或分娩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女性，因為渴望成為父母，而備妥大把資金跨海求子的案例，不時在台灣上演。同家會祕書長黎璿萍說：『(原音)我們的諮詢的狀態也會是這樣，就是有些夥伴他會出現在試管的分享會，他也會出現在無血緣收養的分享會，可能在同一個階段，他都會去。其實這個比較是看他的生理條件，比如說，我們實際上當然也有遇到，有一些單身的女同志，她可能因為年紀的關係，她自己也沒有辦法孕育小孩，或者是懷孕，其實所造成的生理負擔很大。』

示意圖。(pixabay圖庫)

台灣討論代理孕母逾30年 終提出修正草案預告

台灣討論代理孕母議題超過30年，2004年在舉行的公民審議會議上，達成了「不禁止，但有條件開放」的共識，且在召開多次的專家會議以及民意調查後，在2016年8月將納入代孕生殖的人工生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送行政院。當時行政院認為草案對於代理孕母相關的探視權、親權、反悔權、工作及社會福利等相關權益以及避免代孕商業化等問題，需要更完整的考量，且須與行政院性平會的委員充分溝通之後，再行報院。

此後的8年，衛福部又召開多場專家會議，2024年2月和3月又召開兩場公聽會，並且在5月14日正式提出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預告。國健署婦幼健康組副組長蔡維誼說：『(原音)代孕的部分，台灣也沒有做過，那我們就國外怎麼做，專家怎麼講，就目前就是如同立法委員講的，我們的版本算是比較完整的，但不是完美無缺、無瑕的，然後沒有試過誰也不知道，只能就是盡人事，盡量的努力，有什麼問題再來做修正。』

其中，爭議最大的「代理孕母」，草案增訂代孕條件為設籍台灣、年滿20歲至40歲、必須有足月懷孕且有生產經驗的女性。另外，為保障代理孕母的人權、避免子宮被工具化，衛福部也參考以色列較為嚴格的規範，代理孕母限制只能終身1次活產。此外，不同於美國加州的商業交易，草案參考美國紐約州在2021年前的法規，明定代孕應為無償，是「利他」的助人行為，委託人只能給予代理孕母合理的補償，包括營養費、醫療費、檢查費、照護、委任律師、保險、心理諮商、交通、工作損失以及產後護理和其他必要的成本費用，也都有上限規定。蔡維誼說：『(原音)不可能像美國加州有目錄(catalog)給你看，你如果有去問過你就知道，在亞洲就是富豪都去代孕嘛，那些都是6位數美元以上起跳，你如果有錢當然你去美國，我們也不能講什麼，但是台灣不可能走到那個部分。』

無酬代孕 台灣女性有多少人願意「出借子宮」?

但孕母「出借子宮」，沒得到應有的報酬，是否合理？台灣社會又有多少人願意站在「利他」的角度，無酬代孕？清華大學科學與科技研究所副教授陳舜文指出，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利他」是指自身沒有獲得任何利益，甚至需付出代價時，仍願意幫助他人的動機或行為。

台灣同婚法案起草人之一、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林昀嫺指出，衛福部的草案，和2004年以及2012年的公民審議會議結論一致，也就是不希望代孕成為一種工作，甚至代理孕母因經濟狀況條件差，而演變成被剝削的情況。台灣選擇走和美國加州代理孕母完全不一樣的路線，未來在台灣願意成為代理孕母的女性，推測應是極為少數。林昀嫺說：『(原音)也就是說，從限制代孕的次數然後再加上限制代孕不可以有對價，從這兩個方面可以看得出來，我們國家走的路線跟美國加州是絕對不一樣的。這時候就會有個疑問就是，那這樣誰要來幫人家代孕？所以像這種情況的話，我想代孕就會變得很少，就是案子一定是不多。因為懷孕這件事情是有風險的，所以在一個沒有對價的情況，然後願意幫人家懷孕，然後生了小孩之後還要雙手奉上，變成別人的小孩，願意做到這件事的人，我覺得除了親朋好友，就是非常有同情心，而且身體狀況良好的親朋好友之外，你很難想像誰會願意這麼做。』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林昀嫺。(林昀嫺提供)

至少2年探視權 恐衍生爭子疑慮?

另外，衛福部考量代理孕母在交付子女給委託人時，可能產生分離焦慮，為維護代理孕母的心理健康，衛福部在草案中也明定，在不影響代孕子女以及委託配偶下，代理孕母在生產後至少2年內，得以探視代孕子女，這是否可能衍生爭子的疑慮？

粽子爸和小娟都認為，像是美國加州對於代理孕母的法律規範相當完整，孕母對於孩子本來就沒有親權也沒有監護權，孕母探視代孕後所生下的子女，只是一種情感的延續，畢竟懷胎10個月再加上生產，本來就不是一段容易的過程。

不過，小娟也認為，如果未來台灣代理孕母合法化，代理孕母和委託者可能在同一個城市，即便是南北兩地在台灣也不算遠，如果對孩子探視權的年限沒有謹慎規範，孕母和孩子若「日久生情」，甚至在孩子認知還沒有成熟的情況下，就透露孩子的出生，恐會讓委託父母困擾，甚至產生爭子的壓力。小娟說：『(原音)我覺得台灣有一些會有一種好像就是我幫你，這是給一個大恩，你要知恩圖報那種感覺，就是會擔心她會有那種予取予求的狀況發生。我是擔心這樣，因為外國可能比較還不致於，我覺得國內可能會有這樣子的困擾，所以還是要斟酌，真的。』

示意圖。(pixabay圖庫)( AI生成圖)

代理孕母草案預告後 回覆意見中8成反對

然而，草案在2024年7月13日預告期滿後，共收到超過600件民眾及團體的意見回覆，約有8成反對代孕。

現場抗議聲

『(原音)我是台灣原住民族青年公共參與協會的理事長。那我今天出現在這邊，是因為當然我是一位女性，我也是一位原住民族的女性。那原住民族女性長期在這個社會上，處於非常多社會不平等的狀態。大家要知道在1980年代，原住民女性面臨的第一個困境就是當時的雛妓問題。許多原住民的家庭因為家裡的經濟無法負擔，或者甚至是被拐騙………。』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在2024年12月5日審查各委員以及各黨團擬具的「人工生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台灣反代孕行動小組等多個婦女團體在立法院門口抗議，不滿強硬審查代理孕母相關法案。『(原音)原住民家庭的年所得平均，在2024年的今天，仍然是全國平均不到7成，在這種情況之下，原住民的女性在原住民的社會裡面，也依然是處於弱勢的狀態。我們也有許多的單親家庭等等的狀況，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這一波代孕要合法化的過程，它其實會造成不是真正平等自由意志的決定。-----』

『(原音)我是台灣反代孕行動小組的發言人陳愷寧，今天我們聚集在立法院正門口，並不只是為了討論代孕這個議題， 而是為了要結合其中背後更深層的社會不平等以及經濟剝削的關係。我們必須要正視一個非常殘酷的事實，那就是代孕制度本身的存在，就是資本主義跟父權體制下對女性身體以及生殖能力的強力控制以及商品化， 法案竟然還以利他的名義，來壓榨代孕者。』

衛福部草案脫鉤處理代理孕母 男同志團體憂代孕合法化遙遙無期

衛福部在最後關頭將草案送至行政院前，決定將代理孕母和「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脫鉤處理，草案版本只放寬女同志、單身女性可使用人工生殖技術，並未納入代理孕母。衛福部長邱泰源說：『(原音)因為我們經過一段長時間專家會議，以及徵詢社會的聲音，我們覺得在人工生殖法裡面，有些部分有共識，有些部分一直都沒有辦法得到社會共識，歧異很大，所以能夠有共識的，我們對人民還是有幫助，我們就先走。後續比較沒有共識，我們再繼續來做社會的溝通，做專家的溝通。』

政策轉彎，讓同志團體大感訝異，認為男同志家庭想透過台灣代理孕母擁有孩子的願望，此時來看，已經遙不可及。粽子爸說：『(原音)我也可以理解，尤其是女權團體的想法，那我是覺得說，因為看到有可能潛在的缺點，然後就把整體都放棄，我覺得其實是蠻可惜的。應該是說我們怎麼樣去避免這中間可能會發生的，不管是剝削，或者說一些生理上面的這種危機，風險的部分，應該是用這樣的角度去切入，不是全面的否定。那我覺得我們應該是站在國家的立場，或者站在我們男同志的權利上，其實應該是要給我們一些機會，讓我們可以去實現這樣子的一個願望。』

贊同代理孕母和反對代理孕母兩股聲浪，正在台灣拉鋸著。

 延伸閱讀 
．我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台灣代理孕母終能合法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