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爾巴尼亞長大》（Coming of Age at the End of History）讀後感(二)

東歐民主化之後

 1989年對中國和東歐各國來説都是一個歷史拐點，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發生的民運學潮以及之後的「六四事件」，使已經實行了十年經濟改革的中國，其通往政治改革的道路完全被阻塞。而東歐各國卻與之相反，柏林墻被推倒，東歐各國共產黨政權的垮臺如多米諾骨牌，阿爾巴尼亞是最後一個宣佈放棄一黨制的共產黨國家。在東歐變革中，前東德、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這些經濟較爲發達並曾遭到過蘇聯坦克碾壓的國家相對來説社會轉型較爲順利，但與其他東甌國家的「天鵝絨革命」相比，前蘇聯（波羅的海三國除外）、特別是巴爾幹地區卻發生了巨大的社會動蕩。羅馬尼亞在槍林彈雨中完成了政權交替，前南斯拉夫聯盟伴隨著一系列的戰爭逐漸瓦解，蘇聯解體之後，除了中亞和車臣地區爆發了局部戰爭之外。另外，這些國家實施的「休克療法」所產生的陣痛也引發了全方位的經濟危機。

當人們把目光聚焦在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這些熱點地區時候，對於此同時也正在進行變革的阿爾巴尼亞缺乏關注。我通過國際媒體得知了民主化之後的阿爾巴尼亞相關信息。比如：更名為社會黨的前共產黨贏得了首次大選、在電視上看到了作爲首次訪問阿爾巴尼亞的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受到了萬人空巷的歡迎場景、後來又發生大量阿爾巴尼亞難民渡海逃往義大利的新聞報道、1997年因爲龐氏騙局的破產而導致全國性的社會動亂等。

而這本書的後半部分，將民主化之後的阿爾巴尼亞各種社會亂象詳細地展現在我們眼前。

民主化的發生，使阿爾巴尼亞產生了社會分裂，用作者的話來説：「（那些反對社會變革的人們）死死抓住這個國家的共產主義遺產僅餘的幾個象徵。他們也對未來恐懼。但與我家不同，他們當中許多人依然認同過去。共產黨一向替他們發聲，為他們做事。我家是國家暴力的犧牲品，他們則是幫凶。」

與前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一樣，阿爾巴尼亞也經歷了同樣的「休克療法」。原有的國營企業紛紛關門，作者的父親也曾一度失業，後來幸運地受聘到一家管理植物出口的國營企業，並將這家處於虧損狀態的公司管理得成績斐然，且進一步提升為港務局局長。然而，這個「肥缺」卻是一個燙手山藥。因爲國營企業的港務局也是一個虧損單位，而派來援助阿爾巴尼亞改革的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的專家們則要求大量裁撤冗員以扭轉虧損局面，被裁員的對象是幾百個從事體力工作的吉普賽人。那些面臨著失業的吉普賽人紛紛上門，哀求她父親手下留情，爲此，他也盡量將裁員工作拖延下去，但是政府官員告訴他：這種結構性改革的手術遲早也要做，長痛不如短痛。這使心地善良的父親處於兩難的窘境。一方面，他作爲新上任的領導人，既要為扭轉港務局的虧損而必須盡職盡責，另外，又不忍心因爲自己的所作所爲而使很多人被犧牲。過去，舊體制的國營企業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父親遇到困境，可以將其歸咎於舊制度。而民主化之後就無法再將問題歸咎於新制度，甚至爲了迎合新制度而不得不承攬「髒活」。這個變化，這使得父親感覺到自己過去是被害者，而如今卻變爲了施害者。以至於厭惡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在民主化大潮的沖刷洗滌之下，在前蘇聯和巴爾幹地區既有折戟沉沙的失落者，也有巧妙把握時代大潮的弄潮兒。作者父親的一個朋友在當地行醫，過去曾經是共產黨員，後來搖身一變成爲反對黨候選人，爲了參加電視辯論，特向作者的父親借一雙灰色襪子。當選上議員之後，除了在政壇活躍之外，生意也是順風順水，成爲了奔馳轎車迎送，保鏢前呼後擁的新權貴。

與父親的理念相反，作者的母親則認爲，新的社會就必須是優勝劣汰的社會。她認爲：「國家就像象棋比賽的裁判，嚴格執行規則……按照規則比賽，最終會決出勝負，有贏家，也有輸家。那又怎樣呢？大家都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也都認可這樣的規則。這是比賽自身性質決定的。比賽終歸是一種競爭，即便它是健康的。」

同樣上演潤學

俗話説：「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自20世紀末期開始，從經濟落後國家向經濟發達國家的移民浪潮愈演愈烈。除了那些貧窮國家所發生的饑荒、戰亂以外，共產主義制度的「決堤」更是推動了這個浪潮。柏林墻倒塌前夕，就發生了前東德公民大舉逃往西德的情況。在阿爾巴尼亞，書中談到了，1991年3月到8月，阿爾巴尼亞成千上萬的人，爭相登上擁擠的貨船前往義大利，甚至有的正常停泊在港口的貨船也被脅迫搭載難民駛往義大利。作者的一個叫做伊洛娜的女同學還著穿上學的校服在上學途中，就無意地被捲入了這個難民狂潮，最終在異國他鄉淪爲妓女。然而，對民主化之後東歐各國的移民，歐美這些發達國家不再像過去那樣張開歡迎雙臂。作者寫道：「在過去，光是企圖逃出去就會遭到逮捕。如今，雖沒有人阻止我們移民國外，目的地卻不再歡迎我們……如今，移民依然要冒著被捕的危險，但抓捕我們的不是自己的政府，而是其他那些以前曾經鼓勵我們衝破桎梏奔赴自由的國家……我們的流放者曾經如英雄般的受到歡迎，如今卻被視作犯罪分子。」 

作者是以「人人渴望離開」 為標題對難民出逃潮進行了描述。這讓我回想起在上個世紀80年代，那時中國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渴望的出國心態也是如出一轍，有機會能離開中國就離開中國，當時美國、澳洲、日本以西歐等國發國家是人們嚮往的目的地，這些國家的駐華使領館擠滿了申請簽證的人們，以至於澳洲使館官員驚呼：爲何這麽多中國人想要離開中國，難道中國要發生災禍嗎？我本人的心理當時也多少受到了這股大潮的影響。即便是今天，經過三十年的經濟高度發展，號稱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富人高官也依然向海外轉移資產，即便不是顯貴富豪，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人也熱衷將子女送到國外學習並盡量留在所在國，沒有一技之長又缺乏經濟實力的底層人員也依然通過各種非法入境方式，投奔想要去的國家。

延伸閱讀
《在阿爾巴尼亞長大》（Coming of Age at the End of History）讀後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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