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四鍾庭耀發表聲明，宣佈香港民意研究所鑑於現時環境，將「無限期擱置所有自費研究活動」，當中包括自1992年起已進行逾三十五載的定期追蹤調查，聲明末更指感到「舉步維艱，唯有停步」，不排除香港民研將會結業。鍾庭耀所指的現時環境，顯然與其近日連番被國安帶走問話和調查有關。鍾庭耀的前合作對象鍾劍華去年底被國安通緝，雖然香港民研和鍾庭耀一直強調機構奉公守法，但當局顯然不想再放過任何完成「未竟之志」的機會。

香港民研前身為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中心，多年來鍾庭耀不下數次捲入政治風波之中，香港政府對民研長期所追蹤市民對政府和官員支持度的調查和計劃一直有所不滿。早於2000年鍾庭耀曾公開披露，於1999年政府行政長官辦公室官員經校方向他內部施壓，要求停止對政府的民意調查工作，否則會被刪減研究經費，當年事件經獨立委員會調查，最終以香港大學校長引咎辭職告終，但民意研究計劃在事件公開之前已經轉成全面自負盈虧項目。

民意調查能夠以數字呈現本來難被量化的社會現象，然而數字的呈現並不一定客觀。香港民研是少有在香港有一定公信力，能提供客觀數據的民意調查機構，主要原因出於香港民研的獨立性。針對社會不同議題和現象得出的民意調查數字或許不如政府所願，但其客觀性所反映的卻是社會現實。民意調查得出的結果本身已經存在，並不是憑空而出，民意調查有如一個放大鏡，將放大鏡摒棄後種種社會現況依然存在。站在政權的角度，這些異音沒有被放大，社會的不同持分者無法得知自己是否多數，沒有彼此看見，會傾向保持沉默；但反之對政權並不見得是好事，近年香港政府不同政策推行和政治決定多以失敗收場——如垃圾徵費甚至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很大程度因為政府未有掌握和參考反映社會現況的真實數字，因而錯判形勢。

量化的社會學未必是一個好方法，但社會的進步源於不斷總結，透過嚴謹和客觀的科學，並加以改善。若然最終我們要失去香港民研，對社會上任何持分者都是百害而無一利。無論是香港民研，抑或中文大學的亞太研究所，以至在回歸前亦曾就民情數字進行調查的浸會大學過渡期研究計劃，他們的公信力很大源於當年香港人對科學的客觀性，及高等教育學術自由的信任。在過去幾年間香港公民社會急劇壓縮，大學的公信力亦不復以往，香港民研脫離香港大學，反而成為一個令其保有公信力的分水嶺。要進行如香港民研多年來一直進行的民情調查，所需要的不僅是資源，而是足夠的公信力，讓大眾接受數字呈現的真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