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宣布各國被加徵的對等關稅後，已使得各國政府紛紛啟動應變措施。我國行政院在本（四）月4日也召開記者會說明因應川普對台加徵32%的措施。在面對川普對台灣加徵高額關稅的情況下，台灣面臨的關稅稅率自然容易被拿來與中國、韓國或日本等鄰近國家的關稅稅率進行比較，但是，當大家把關稅稅率用來進行比較時，這樣的比較可能過於輕忽對於個別國家貿易的影響。

單純比較對等關稅稅率 難衡量各國經濟受損程度

首先，在貿易自由化的時代，各國產業的生產分工已愈來愈細，日本、台灣、韓國與中國在生產同一支美國蘋果公司的手機，但各自所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樣的，由各國生產中間零組件後，出口到中國的工廠組裝再銷售至世界各地。

手機的組裝生產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台灣的AI伺服器或晶片生產，也需要韓國與日本的關鍵零組件與半導體的生產材料。因此，當任何一個重要的生產國或對美貿易順差國被加徵對等關稅時，該國對美國的出口一定會減少，進而影響到其供應鏈的夥伴國。換句話說，在分析關稅對一個國家受到美國對等關稅的影響時，不能只考慮自己國家面臨的關稅較其他國家高或低，還需考慮我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關聯程度，才可以了解關稅對我國產業與就業市場的影響。

台、日、韓三國對等關稅 對經濟的可能傷害

其次，以台灣為例，我國的出口市場雖從2016年對中國與香港占比40.1%降至2024年31.7%，但是，對美國的出口占比由12%至2024年23.4%，換言之，扣除美國對台灣加徵32%的對等關稅，我國其它包含中國、東協、日本與韓國的出口市場，再出口至美國也會被加徵20%以上的關稅。同理，韓國與日本被美國加徵的對等關稅25%與24%雖較台灣為低，但是，韓國與日本近年在台灣晶片製程領先與AI伺服器生產增加的情況下，韓國對我國的出口已從2016年的146.5億美元增加至2024年的437.1億美元，日本對台灣的出口則是由2016年406.2億美元增加至464.5億美元，一旦台灣的電子產品出口因美國加徵關稅而降低，韓國與日本的廠商也會受到傷害。

因此，無論台灣被加徵的關稅是否較鄰國高，在衡量美國對等關稅對一的國家的傷害時，僅看稅率可能低估廠商的損失。

對等關稅的傷害會因廠商獨占力而異

再者，雖然美國對台灣出口產品課徵較高的對等關稅，但是，若台灣AI伺服器在美國市場的獨占力遠高於日、韓廠商的獨占力，則台灣廠商受到的傷害不一定較關稅稅率低的日韓大。例如，日、韓的輸美汽車關稅雖未在此次對等關稅清單中，但是，由於國際汽車市場面對中國電動車的低價傾銷，因此，美國對外國汽車加徵25%關稅的傷害，可能遠比台灣廠商來得大。換句話說，不同國家在不同商品的競爭能力，也是在衡量不同國家面對對等關稅衝擊所需考慮的重要因素。這是為何本文要特別說明，純粹用對等關稅稅率高低來比較不同國家經濟受損程度，並不合理的原因。

主管機關對風險評估更應該保持敏感度

最後，由於國際貿易的影響路徑相當多元，因此，當一個國家的政府部門在衡量其主管業務所受到的傷害時，應對產業的市場競爭有足夠的理解，否則，政府就可能低估傷害。

例如，金管會主委彭金隆3月31日赴立法院財委會備詢時表示，「金管會曾請證交所、櫃買中心進行問卷調查。據統計，有22家上市櫃公司自評會受到『重大影響』，亦即對少數上市櫃公司確實會有衝擊。」影響幅度不如大家想像這麼大。

然而，從金管會在4月6號宣布的救市措施可以知道，似乎嚴重低估了對等關稅對台灣產業的衝擊。如果台灣金融主管機關對於對等關稅這類大型風險管控都無法掌握，卻又急推資產管理中心的業務，那麼，除了讓台灣的金融商品銷售業者獲利增加，是絕不可能讓台灣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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