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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隨著中國的開放，當時的蘇聯以及東歐國家的一些異議人士的作品陸續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其中包括索爾仁尼琴(台譯：索忍尼辛) 的《古拉格群島》、斯維特蘭娜·阿列盧耶娃的《致友人二十封信》、肖斯塔科維奇本人的回憶錄等在中國知識界中廣爲流傳的著作。與吸引中國讀者眼球的那些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作品相比，其他東歐國家的類似作品相對來説讀者比較少。《嚴寒來自克里姆林宮》這本書，我是最近通過網上介紹才得以知曉，於是在舊書網站上購買了這本由世界知識出版社於1980年4月出版的中文譯本（譯者：新征）。
這本書是在「布拉格之春」十周年的1978年，以捷克文通過科隆歐洲出版公司發表。作者兹德涅克·姆林納日（1930-1997）於1946年，在他少年時代的16歲那年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以下簡稱：捷共），1950年-1955年他被派往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學習，在校期間，他結識了同窗同學，蘇共最後一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台譯：戈巴契夫)，戈爾巴喬夫曾於2002年對外界表示：「我有一個朋友叫兹德涅克·姆林納日，直到他的生命最後時刻，我們都保持著友好關係」。1955年-1963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國家與法律研究所工作、1963年-1967年期間，他擔任捷共中央委員會法律問題委員會書記、1968年擔任捷共中央委員會書記，親身參加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運動。在蘇聯出兵之後，次年9月他被解除了捷共中央委員會職務，1970年又被捷共開除出黨，1977年因簽署《七七憲章》而被迫移居奧地利維也納。
中共因「反修」而抨擊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
蘇聯出兵鎮壓「布拉格之春」成爲1968年全世界最大新聞。那一年，我在北京上小學三年級，當時中蘇關係緊張對立，中國政府藉此大力抨擊蘇聯。雖然中共對捷共推行的「布拉格之春」改革本身持負面看法，但是反對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當時的中國政府是站在大多數國際輿論陣營一邊的。1969年「珍寶島事件」之後，爲了給中國民衆進行「反修」教育，中國各電影院放映了兩部宣傳記錄影片，一部是記錄了中蘇邊界衝突的記錄影片，而另一部是題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不會屈服》的紀錄影片，在這個影片中，我對蘇聯坦克在布拉格街頭上的耀武揚威，捷克斯洛伐克民衆走上街頭憤怒抗議蘇聯軍隊占領的歷史鏡頭畫面至今記憶猶新。
「布拉格之春」這段歷史世人皆知，作者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將這個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進一步展示在人們面前。
作爲曾經的共產主義信仰者，作者從加入捷共直至被開除，為曾經擁有的理念奮鬥了25年。作者在孩童時代是生活在納粹德國占領時期，暴風雨般的經歷使他們這一代人過早地投入到政治活動中，「戰後的蘇聯社會成了要求與過去決裂，爭取人人平等和社會公正，但卻對蘇聯毫不瞭解的人們的希望」（作者語）。1950年作者被派到蘇聯學習之日，正是捷克斯洛伐克國内實行斯大林恐怖主義，大搞政治迫害之時。在蘇聯學習的五年期間，作者既經歷了學生之間相互揭發「敵對分子」的「嚴冬」也經歷了隨著斯大林的去世給蘇聯社會帶來「解凍」的變化。
1955年作者畢業回國之後，感覺捷克經過爲期五年的斯大林式的恐怖統治，出國之前的那種共產黨員之間彼此信任的氣氛已經不見了。雖然此時蘇聯社會已經出現了鬆動，但是在捷克國内，斯大林主義的慣性列車依然還在運行。這與蘇聯國内的情況產生了微妙的「時差錯位」。
布拉格之春的背景
1956年蘇共20大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給國際共產主義投下了一枚炸彈，它也震撼了捷共政壇。捷共内部爲此產生了分裂，一派是冥頑不化的斯大林主義的死硬派，因爲他們對在執行政治迫害過程中負有責任，所以，這派極力抵制赫魯曉夫的新政策；而與之相反的另一派雖然曾經信仰斯大林主義，但是已經對其開始產生質疑。這些人既沒有幹過「髒活」，有些人還是受害者，因此這一派對赫魯曉夫方針持歡迎態度。除此之外，還有屬於觀望的第三派別。但總體來説，捷共組織中，對赫魯曉夫方針的支持占了大多數。
就關於信仰問題，作者有其獨到的見解：「虔誠的共產黨和忠於宗教的天主教徒一樣，他設想教皇和紅衣主教也尊敬上帝，他相信，教皇和紅衣主教的言行是他們的靈魂同上帝融合的結果。作爲虔誠的斯大林主義者，我甚至還一向認爲，我的教皇斯大林不是無誤的，他也可能失足，紅衣主教和教團更可能失足了。但是，他們竟然不肯把上帝，即歷史的客觀法則置於自己之上，竟然不會以「工人階級利益」爲標準反復地根據最好的良知來衡量自己的言行，這實在是與我最初的信仰不能相容的。」……共產主義信徒的處境同教徒們的處境是不同的。教徒們可以把宗教信仰的基本精神充實於自己的内心，可以把自己個人的生活同上帝融合爲一體。但是共產主義信仰的基本精神就不同了。如果不實現社會關係的改變，如果個人生活的外部條件沒有改變，共產主義信仰的基本精神就無法實現。基督徒有自己的靈魂和良心就行了，不一定需要教會。而共產主義信徒則需要超乎他個人力量的變革手段，因此，沒有黨是不行的。
按照以上論述，宗教信仰與共產主義信仰如果在哲學邏輯上進行區分的話，前者屬於形而之上的屬靈世界，而後者則屬於形而之下的世俗世界。更何況，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絕大多數的共產黨員也沒有真正的共產主義信仰，他們不過是將黨票當作是獲取個人權益的鋪路石而已。
面對著突如其來的重磅炸彈，作者重新審視了自己所接受的理論教育，他第一次接觸了非馬克思的哲學、社會學方面的著作。甚至接觸了經過蘇聯當局篩除的馬克思早期著作。他方知在莫斯科所接受的教育知識多麽貧乏，其教育充其量就是爲了培養經過專門訓練的官僚而已。在這顆重磅炸彈的轟擊下，作爲具有共產主義信仰的人，要麽放棄自己的信仰，要麽就要對自己的思想和行爲所負的責任重新作出解釋，並進一步對黨組織本身進行重大改革。而包括作者在内的大多數捷共成員，選擇了後者。「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運動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逐漸拉開了序幕。在今天人們的眼裏，當時的共產黨改革派不過是在共產主義的迷魂陣裏打轉轉。但是，當時忠誠共產主義理念的捷共黨員們卻認爲，經過改革之後的共產主義會走向一個光明的未來。
二戰前捷克曾經是多黨制民主國家
捷克斯洛伐克自1918年獨立之後，除了納粹占領時期，一直是一個實行多黨制的民主社會，雖然「雅爾達協議」將捷克斯洛伐克劃入蘇聯陣營，但是戰後最初幾年捷克依然是按照多黨制進行民主選舉的社會程序運行的，直至1948年「二月事件」，多黨制被排除。因此，作者在捷共黨内的研究小組報告中寫道：「作爲一種社會制度，社會主義不允許兩黨制的政治模式是沒有根據的。……它可以確保不致產生一黨壟斷的政治制度，而且能夠在政治生活中創造一種手段，來解決共產主義目標的假説和現實之間存在的根本性矛盾。」即：實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可以說是「布拉格之春」的起源初衷。
1967年底，捷共中央第一書記諾沃提尼被解除了黨内職務，杜布切克成爲新的捷共領導人。1968年初，作者進入了捷共中央的指定改革方針的「工作小組」之後，起草了捷共的《行動綱領》，並在同年4月得到了捷共中央的批准，成爲「布拉格之春」的正式有效綱領。在此期間，捷克斯洛伐克全國形成了上下互動的改革浪潮，這集中反映在廣播、電視、報刊等被共產黨當局視爲「喉舌」的新聞媒體上。杜布切克本人也在這股大潮中成爲了「布拉格之春」的象徵。
然而，在這四年前的1964年，蘇聯政壇發生了「地震」，勃列日涅夫(台譯：布里茲涅夫)取代了赫魯曉夫。之後，蘇聯對斯大林的批判明顯地踩了刹車。雖然蘇聯當局沒有公開為斯大林恢復名譽，但實際上又悄悄地將斯大林主義重新拾起來。而這恰恰與捷克斯洛伐克正在進行的改革運動又形成了「錯位反差」。
捷共改革熱情低估政治殘酷
但是，包括作者在内的捷共高層領導人卻保有天真的幻想，他們認爲，雖然他們的步伐比蘇聯邁的大一些，但是這畢竟是按照社會主義路綫在行走，蘇聯早晚也會朝同樣方向前進。
同爲東歐共產國家，經歷過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匈牙利領導人卡達爾，卻對蘇聯有著清醒的認識。在獲悉蘇聯即將出兵時，他曾向杜布切克做過暗示，但捷共領導一直强調，改革是我們的内政，我們不干涉別人的内政，別人也不應該干涉我們的内政。並不斷向莫斯科許願，說捷克不會觸犯蘇聯在東歐的利益，進而希望捷克能採用不同於蘇聯的方式去處理本國内部事務。對捷共高層的天真想法，卡達爾感到失望並告誡杜布切克：「難道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對手是什麽樣的人嗎？」
蘇聯的坦克粉碎了「布拉格之春」之後，作者才感嘆道，在此之前，許多聰明的、正直的、具有獻身精神的人居然為在捷克實現烏托邦而奮鬥。
作者通過此書，將蘇聯爲何最終決定出兵干涉的原因、蘇軍如何占領捷共中央黨部大樓，用槍口威逼捷克黨政官員，並把以杜布拉切克爲首包括作者在内的捷共高官押送到莫斯科，以及如何在莫斯科方面的威壓之下，被迫簽署了《莫斯科協議》，主要内容是同意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同意蘇聯軍隊的介入，至於何時撤兵沒有明確規定、並且重新管制新聞媒體以及更換捷共領導人等。這對捷克斯洛伐克來説，是在《慕尼黑協定》的30周年之際，屈辱條約再次降臨頭上。
捷共領導人被譏不懂「常識」
在莫斯科與蘇共領導人的談判中，勃列日涅夫對爲何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做了非常直白的表述。他説：蘇聯在二戰時期承受了巨大的犧牲，捷克的西部邊界也是蘇聯軍人用生命換來的，捷克西部的邊界不僅是捷克的邊界，而且也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共同邊界。蘇聯不會放棄這個地區。由於捷共在内政上爲所欲爲，蘇聯覺得受到了「威脅」，因此出兵也是有理由的。至於是否有人威脅了蘇聯，那並不重要。他很驚訝捷共領導人居然不懂這個「常識」。談到這個事件在國際上的影響，勃列日涅夫表示，美國承諾會繼續遵守雅爾達協議，捷共也不要寄希望於西歐共產主義者，五十年内這都沒有意義。
作者寫道：勃列日涅夫這番直言不諱的表白「給我們共產主義改革派上了真正有價值的一課。我們這些傻瓜們，還在考慮什麽適合於歐洲（包括西歐）的社會主義模式。而他，一個現實主義者，卻知道它在五十年内是不會有任何意義的。爲什麽會這樣呢？不就是因爲社會主義的邊界，或者説蘇聯的邊界目前是易北河嗎？這是美國總統同意了的，因此，也許五十年都不會變。貝林格（前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1922-1984）算什麽？他有坦克嗎？難道他能改變二戰的成果嗎？」
爲了迫使捷共領導人簽署城下之盟的《莫斯科協議》，蘇聯當局向捷共領導人發出威脅，第一、只要捷方不簽字，這些「人質們」就不要想離開蘇聯、第二、如果持續拖延簽字，將會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國範圍内發生更大規模的流血。儘管杜布切克本人曾試圖拒絕在協議上簽字，但在刺刀之下，這些「人質們」也無力回天。況且捷共上層也產生了分裂，以總統斯沃博達和後來取代杜布切克成爲捷共第一書記的胡薩克為代表的親蘇派，全盤接受了蘇聯的條件。爲了使捷克斯洛伐克平民避免更大的流血犧牲，也爲了使改革事業後繼有人，捷克代表成員中除了格里格爾一人拒絕簽字之外，其餘的所有人包括杜布切克和作者都被迫在協議書上簽了字。短暫的「布拉格之春」就這樣結束了。
21年後「布拉格之春」重回大地
然而，親身經歷過這個歷史事件的所有人，不管是活著的，還是死去的，大概都沒有想到，21年之後，「天鵝絨革命」降臨了。1989年11月17日，當捷克國家交響樂團在擠滿了歡呼人群的廣場上奏起了斯梅塔那的《我的祖國》時，似乎像世人宣告，「布拉格之春」再次春回大地。在這個彪炳史冊的一天，杜布切克與哈維爾（天鵝絨革命之後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民選總統）共同出現在大衆面前，此時的杜布切克春風滿面，他成爲了笑到最後的人。同樣，作者本人也見證了這個歷史，或許他也成了笑到最後的人。
相反，借蘇聯坦克鎮壓「布拉格之春」之手青雲直上，君臨捷克斯洛伐克政壇20多年的總統胡薩克，於1989年12月被迫辭職，並於翌年2月被開除出黨，一年之後鬱鬱離世。這位曾在1950年代初，被捷共當局以「資產階級民族分子」的罪名開除出黨並被投入監獄，後來獲得大赦恢復了名譽和官職。但是他的牢獄之苦並未令他反思使他蒙受不白之冤的專制制度，反而成了這個制度的衛道士。而他再度被開除出黨，不僅是遭到了同黨的抛棄，也是遭到了歷史的抛棄。可以説他成了哭到最後的人。
至於那個宣稱「社會主義大家庭」的邊界五十年都不會改變的蘇聯，在「布拉克之春」23年之後的1991年8月，再一次將坦克開上了大街。不過這次蘇聯坦克不是出現在東歐的布拉格或布達佩斯的大街，而是出現在自己的心臟莫斯科大街，這一幕歷史諷刺劇成了壓垮蘇聯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