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本月25日召開，會議提到「統籌國內經濟發展和國際經貿鬥爭」以及「強化底線思維，充分備足預案，紮實做好經濟工作」，從中共政治局會議所提到的國內經濟發展與面對國際大環境的挑戰可以知道，中國政府對於穩定內部經濟的準備仍是相當謹慎的。就中國的經濟數據而言，中國3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為年減0.1％，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減2.5％且連續衰退30個月，上述兩個數據是最常被用來觀察中國內需與生產過剩的指標。在川普宣布對等關稅計畫後，中國經濟面臨有效需求的問題可能會更難以解決。

除了CPI年增率與PPI年增率外，中國有效需求不足也影響中國的就業市場，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5年中國3月的青年失業率為16.5%，今年1月與2月的青年失業率分別為16.1%與16.9%。自2018年川普總統第一任的關稅政策以來，中國經濟陸續面臨拜登前總統的科技出口管制與Covid-19疫情的衝擊，中國內需不足與生產過剩的問題是導致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然而，在中國有效需求不足的當下，我國國內仍有許多人認為台灣產業要降低美國關稅政策衝擊的方法之一是，增加對中國市場的出口。分散出口市場是許多國家面對對等關稅衝擊常見的因應之道，但是，以中國市場作為分散市場的選擇是否符合台灣的出口結構，值得進一步討論。

台灣上市公司在中國市場的失敗歷史

首先，就中國市場而言，台灣過去有部分手機品牌業者，如HTC與汽車品牌業者對於中國市場確實充滿期待。但是，除了台灣原有的手機品牌已經消失在市場外，我國汽車業者赴中國與中國東風汽車合資設廠，但最後面臨上百億台幣的虧損，退出中國市場。台灣本土汽車業者不僅無法進入中國市場，反而引進中國上汽集團MG品牌車款在我國汽車市場組裝銷售。過去的中國市場在外商大舉進入投資的情況下，市場的需求或許很大，但是，若產品本身的競爭力不足，則消費者也不會願意購買。因此，當一家企業對中國市場過度樂觀而忽略自身風險時，其股東就會受到較大的傷害。

其次，在中國市場有效需求不足持續的情況下，若輿論認為重新建立台灣廠商與中國市場的連結是降低川普關稅的有效辦法，除了比中共政治局的人士樂觀中國經濟外，明顯將台灣許多上市公司在中國市場遇到的挑戰視而不見。除了前述汽車業者外，台灣許多百貨零售通路或飯店在中國市場都仍面對鉅額虧損，即使過去受惠最多的大型塑膠與化工廠商也受到中國市場生產過剩的影響，使得獲利大減。

台灣出口結構與美國品牌供應鏈高度相關

最後，就台灣的出口結構而言，2024年底，我國資本財、中間財與消費財的出口占比為26.6%、66.8%與6.2%，其中，資本財由2015年11.7%提高至2024年26.6%，中間財出口占比最高為2022年的79%，消費財則由2015年10.2%降低至2024年6.2%，惟消費財的出口金額變動不大，資本財與中間財的出口金額增加較多。

我國此次輸美產品受對等關稅影響主要集中在資本財與中間財兩類，這些出口產品的最終市場都在美國，亦即，即使出口到中國的產品最終仍是加工製造後再輸往美國，這是我國出口結構集中在資本財與中間財所致。換言之，但在我國出口結構的特殊性下，我國附加價值較高的產品多是美國品牌供應鏈體系，因此，除非我們可以找到其他高附加價值的供應鏈，否則，以中國作為分散市場的選擇，並無助台灣出口產業降低川普關稅對出口產業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