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內應的「統一先鋒」：段文綏與「解放武裝」

2025年4月30日是越南統一50週年紀念日，越南政府在原名「西貢」的胡志明市及各大城市，舉行大規模閱兵式，慶祝半世紀前的「國家統一」。曾經派出30餘萬軍人「抗美援越」的北京方面，也派出了解放軍陸軍儀隊捧場慶典。越南今次的慶典中，從博物館拿出了當年西貢戰役的老坦克，再現了撞開西貢總統府大門的場景。不論是當年真實的歷史，還是這次的歷史還原劇，有一個細節是真實的：坦克上飄揚的，並非北越的金星紅旗，而是當年南越「解放武裝」游擊隊的紅藍雙色旗。這道出了其中非常微妙的歷史脈絡。

在史學家眼中，歷史真相並不由勝利者的慶典來定義。當年真正顛覆南越政權、攻進南越總統府的，並不是北越共產軍，而是誕生在南越的游擊隊——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武裝（簡稱「解放武裝」、「南方解放軍」）。「解放武裝」成員多是南越的平民、學生，他們不滿南越政權、要終結美國對南越的控制、不當美國的棋子，最終成為了北越扶持下的「統一先鋒」。1973年，南越政府、北越共產黨政府、南越「解放武裝」、美國政府等四方在法國巴黎簽署協議，內容包括：南北越實現停火、舉行選舉、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自由等；協議當然也包括最重要的一條——美國從南越撤軍。

美國人依照條約走了，大批難民流亡到海外，包括台灣和香港。南越政權很快在「解放武裝」進攻下覆滅。《巴黎協議》承諾的選舉和民主自由已無人問津。諷刺的是，為「統一」立下汗馬功勞的南越「解放武裝」和南越知識分子，在南越西貢政權覆亡後，很快遭到北越方面的打擊與清洗。大量南越在地革命者，或是被投入監獄，或是被迫流亡，遭到處決的更不在少數。甚至連越南獨立運動元老、長期反對吳廷琰政權的愛國志士武鴻卿（Vũ Hồng Khanh），也在接受勞動改造的行列。

南越知識分子段文綏（Doan Van Toai）曾留學法國，是這段歷史的見證者。他曾因深信北越「實現民主自由、打倒南越獨裁、趕走美國侵略者」的口號；投入對南越政權的街頭運動和地下鬥爭。段文綏曾被南越西貢當局拘捕過，但很快會有律師為他辦理保釋。但越南統一後，段文綏遭到越共政權的審查、清洗、關押。在新政權下，律師制度作為資本主義法律的符號被廢除，無人可以再為段文綏辯護。他最終流亡海外，並在流亡期間撰寫了《與河內分道揚鑣》(A Vietcong Memoir)，呈現了自己這段難以名狀的艱難過程。這本書也成為觀察越南知識分子心路歷程和研究越南共產革命的必讀之物。

認知底色：製造疑美論者，其實最不疑美

像段文綏這樣的人非常多，遍佈各國，也活躍在東西方。南越政權自身有許多問題：政治不彰、貧富懸殊、經濟凋敝，人民對政府怨聲載道。特別是吳廷琰（Ngo Dinh Diem）擔任總統時期，篤信天主教的他沒有處理好佛教徒在南越的宗教地位問題，引爆釋廣德和尚（Thích Quảng Đức）自焚事件和南越佛教徒示威，從而令南越佛教界及其信眾成為北越加以聯合、打擊南越政權的力量。但南越的崩潰並不單純是執政不彰使然。其中經濟崩盤，與北越當時的軍事威脅、「解放武裝」層出不窮的游擊戰息息相關。

較之於北越，南越社會環境要自由、開放得多。北越透過南越的宗教組織（特別是傳統宗教）、工會、學生團體與知識界人士，持續以「民主」、「自由」、「反獨裁」、「反美」名義進行街頭運動。此起彼伏的學運、罷工，癱瘓了南越，成功塑造「南越人民不滿南越政府」的敘事；南越西貢政權被刻畫為「賣國的美國傀儡」，最終動搖了南越民眾對南越政府的支持。

北越紅色革命者的成功在於：他們運用疑美論，進而發展成仇美論，讓美國軍隊成為南越民眾眼中的敵人。但北越革命者自己卻從不疑美，他們領教過美軍的戰力，深知美軍的存在是統一南越的最大障礙，所以一定要在《巴黎協定》中規定美國撤軍。一紙協議，其他條文都是虛的，只有讓美國人撤退這條卻是真的。

美國派出數十萬大軍，提供壓倒性的武器與支援，但南越很多民眾和知識分子像段文綏那樣在疑美認知中隨之起舞，背後對美軍放槍和拖後腿。最終，大批南越民眾跟著美軍一起撤退。南越的垮台正是這段歷史的深刻寫照。

歷史是不可以後悔的

在敵營進行社會運動、在敵營打造自己的追隨者、革命成功後再清除掉，祖師爺是俄國的列寧（Vladimir Lenin）。當年沙皇俄國海軍要塞喀琅施塔得（Kronstadt），地處芬蘭灣，是俄羅斯帝國波羅的海艦隊所在地，海軍官兵們在「反對沙皇獨裁、追求平等、要求民主」的口號下，逐漸成為列寧的追隨者，變身俄國共產革命的中堅。1917年俄國十月共產革命中，過萬喀琅施塔得水兵參加了紅色暴動。喀琅施塔得一度被俄國共產革命者讚譽為「紅色要塞」。但列寧掌權後，蘇維埃政權的飢餓、專制、恐怖統治，讓水兵們徹底幻滅。1921年初，俄國爆發喀琅施塔得起義（Kronstadt rebellion），當年的革命者們再度舉事，向列寧提出的前3訴求分別是：普選、言論自由、集會自由。起義最終被殘酷鎮壓。

南越政權覆滅至今已半世紀，作為冷戰時期美國陣營在東南亞的重要據點，其崩潰是地緣政治力量此消彼長的轉捩點。結合1968年歐洲「五月風暴」學生運動，手舉紅旗的法國青年以及背後的意識形態迷幻，才是南越消失的思想根源所在。遍佈全球，左翼或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反對他們所認為的專制中努力，但另一條隱秘而令人警惕的歷史軌跡卻是：反獨裁只是激進革命的階段式口號和手段；一切都將在革命的狂潮中被徹底清洗，包括積極參與反獨裁的知識分子本身，也會被革命吞噬。「反獨裁」之類的話語固然常見於政治動員之中，但卻未必導向其字面意義的方向；相反，這些詞彙往往會成為走向另一個結局的道路。作為政治和歷史的悖論，對轟轟烈烈的街頭運動若無深刻的省察，一不留神就會成為民主的迴光返照。因為歷史本身是不可以後悔的。而且50年後的今天，越南的革新開放事業，還是要與美國在外的資本主義來合作。

時任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對此現象的觀察入木三分。他在1987年發表了著名的柏林墻演說，其結尾發人深省：Since I’ve been here about certain demonstrations against my coming. And I would like to say just one thing, and to those who demonstrate so. I wonder if they have ever asked themselves that if they should have the kind of government they apparently seek, no one would ever be able to do what they are doing again.(我來訪後遇到一些遊行示威，他們抗議我的到訪，對我提出質疑。對他們——那些抗議者，我只想說一點：我想知道，抗議者們是否曾捫心自問——假如現在的政府真的就是他們執著追求的那種模式，他們是否還有人能做此刻正在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