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看到新聞，筆者心裡一沉。香港醫院的急診室收費將由港幣180元（約720元台幣），大幅上調至港幣400元（約1600元台幣），門診也由港幣50元（約200元台幣）升至港幣135元（約540元台幣）。筆者並非感到震驚，而是一種深沉的失望——原來香港的醫療制度，最終也走到這一步。從前香港人引以為傲的「人人有病，人人有得醫」，如今竟要用「你付得起嗎？」來當門檻。

作為一位長年定居台灣的香港人，這幾年家人來台探望筆者的次數不算多，但每次帶來的消息都在告訴筆者，香港一點一滴的變化。不是巨大的天翻地覆，而是像溫水煮蛙那樣，把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對社會制度的依賴，一點點抽走。這次，連醫療這道最後的防線，也開始崩潰。

根據香港醫管局公布的計劃，從2025年6月起，急診室收費將由港幣180元增至港幣400元，普通科門診則由港幣50元上調至港幣135元。政府解釋，加價是為了反映現實成本，減少不必要的資源濫用，讓醫療系統「更可持續」。

說得冠冕堂皇，似乎頭頭是道。但當大家細想，便會發現這些所謂「合理」的收費，其實正將醫療負擔轉嫁到最無力承擔的人身上——基層市民、小康家庭、長者與無醫保的打工者。

醫療制度不應該只問成本與效率，應該先問：「我們要怎樣對待有需要的人？」

對基層市民而言，「急症」變成「奢侈」，這合理嗎？

港幣400元，也許對中產以上的人而言，只是一餐飯的代價，但對於每日為生活奔波的基層家庭而言，那是幾天的菜錢、孩子的補習費，甚至是電費與煤氣費的總和。

大家可曾見過，一位體力勞動者因不願付出急症費用而拖延求醫，最終小病變大病？可曾聽過，老人在家中發高燒不敢去醫院，因為「都唔知醫唔醫得起(都不知道能不能負擔得起醫藥費)」？這些並非假設，而是正在香港日常生活中不斷上演的現實。

收費提高的直接後果，就是讓最需要幫助的人，變得更難求助。而更大的問題是，病情惡化後，所需要的治療反而更加昂貴、更加複雜，最終對整個醫療系統造成更大壓力。

「公立」醫院是否仍然屬於公眾？

昔日的香港，公立醫院承擔著社會安全網的角色。不論你身份、背景、收入如何，當你生病了，總有一扇門為你打開。然而現在，大家開始要問：這扇門，是否只為有錢人開啟？

政府以「合理成本」為由將醫療收費市場化，實際上就是把「公共服務」私有化、商業化。在這樣的制度邏輯下，醫院不再是救人之所，而是按價計費的服務中心。醫護不再是社會良心的守護者，而被迫成為成本控制的執行者。

如果「使用者自付」變成核心邏輯，那麼醫療是否也要步公營房屋的後塵，成為只有部分人「有能力參與」的特權？

再看看台灣與香港的差別，完全是兩種醫療制度的背影。

在台灣，筆者經常感受到一種制度背後的人性溫度。即使醫療資源緊張，收費始終維持於全民可負擔的水平。基本門診、檢查、藥費，大多不過新台幣百元出頭（即港幣三、四十元左右）。當然，台灣醫療體系並非完美，但它始終維持著一種理念：醫療是基本人權，而非奢侈消費。

香港呢？一個曾經在亞洲以高效且低成本醫療見稱的城市，竟開始以美國式的「市場效率」為指引，走向醫療商業化的歧途。若未來再無全民醫保制度作保障，那麼「用者自付」的結果只會是「貧者病死，富者自保」。

再討論官員口中的「濫用」，真的是問題核心？

政府不時聲稱，有人「濫用」急症服務，例如輕微傷風感冒也跑去急症室。但這種說法未免過於簡化現實問題。

試問今日有誰願意深夜在急症室排隊數小時，只為求取一兩顆感冒藥？更多時候，是市民因為無法於白天請假看診，或因為普通門診一籌莫展，才會選擇急症求助。真正的「濫用」，其實是由整個制度資源錯配所造成，而非市民無知或貪婪。

收費提高，或許會短期內減少急症求診人數，但不會解決制度性問題。反而會加劇病情延誤、錯失治療黃金時間等更嚴重的後果，對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也未必因此減輕。

當社會逐漸從「以人為本」走向「以成本為先」，當大家將公立醫療視為一種財政負擔而非社會責任，這絕不只是醫療領域的問題，而是一整個價值觀的崩壞。

香港人以往自豪於自己的制度、效率與公平。然而當連生病這件最基本的事，也開始要考慮「值唔值得、付唔付得起(不知道值不值得，也擔心付不付得起)  」，那份對制度的信任便無可挽回地流失。

對筆者這一代人來說，香港已經不只是熟悉的城市，而是一個令人愈來愈陌生的地方——大家認識的那個香港，不應該是這樣。

醫療從來不只是診斷與藥物，更是一種社會承諾：我們不會讓任何人在病痛中孤立無援。香港曾擁有這樣的承諾，但如今卻見證著它被一點一滴削減。

筆者不反對改革，也不認為所有服務都應免費。但筆者希望，改革的出發點，是人，而不是帳目表上的平衡。

醫院的牆上寫著「救死扶傷」，不是「價格合理先救」。願大家仍記得，社會的文明程度，不在於有多少高樓，而在於我們是否仍能為每一個有需要的人，保留一份不問代價的仁心。